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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的定位是反恐、世俗化、共和化、民主化，但巴拉維妻子德芬·貝拉克（記者，常駐伊斯坦布爾）從阿拉伯文翻譯為土耳其文的書中，最著名的是《奧薩馬·本·拉登：東方的切·格瓦拉》，突出顯示了認知上的南轅北轍。

三重間諜哈馬姆·巴拉維。來源：alchetron

優(yōu)秀的間諜來自人心所向，威脅利誘是不行的。劍橋五人幫、潘科夫斯基都不是為了利而投身對方的。美國在反恐戰(zhàn)爭中，始終沒有贏得人心，始終沒有理解為什么贏不了人心，或者在裝不理解。美國正在中國犯同樣的錯誤。

另一個問題是CIA人員的業(yè)余化，這其實是美國職業(yè)軍官、職業(yè)情報官的通病。美國軍官有輪崗制度，從少尉到將軍只有22年時間，過時未獲晉升的話，就必須退役。這22年里，必須在指揮、參謀、人事、后勤、政府、教學、科研的各級層面都有足夠的經驗，所以每個人都在十分不同的崗位之間跳來跳去，每個崗位只有一兩年的時間，三四年的長期崗位經常要到晉升將軍后才有可能。其結果是中下級軍官的業(yè)余化，經驗成為無源之水，在決策和行動中，要么照搬教條，要么拍腦袋、憑感覺。

情報官也是一樣。軍官好歹還是軍校或者ROTC畢業(yè)，CIA人員就不一定了，什么資質都有。比如在查普曼兵營喪生的人中，基地負責人詹妮弗·馬修斯是情報分析官，對秘密行動沒有經驗，不搜身的決定就是她做的，想以此換取信任。巴拉維的上線戴倫·勒邦特是CIA安曼站的，跟著巴拉維部署到阿富汗。他高中畢業(yè)后參軍，加入游騎兵，退役后在伊利諾斯當縣警察，然后加入美國司法部下屬、為聯邦法院和聯邦監(jiān)獄干活的聯邦警察（US Marshals），然后在紐約FBI干了一段反犯罪集團，2006年加入CIA，2009年喪生的時候才35歲，每個崗位上都是蜻蜓點水，談得上多少情報專業(yè)的經驗？同時喪生的伊麗莎白·漢森是學經濟的出身，2005年才加入CIA。

大名鼎鼎的愛德華·斯諾登也是高中畢業(yè)，盡管他是NSA的，不是CIA的。

愛德華·斯諾登。來源：Wikipedia

實際上，多諾萬也是半路出家的。他在組建OSS之前，有秘密外交的經驗，但沒有情報活動的經驗，有可能他的情報活動知識也是在BSC集訓最初OSS人員的時候獲得的。

高強度短訓是可以迅速掌握射擊、密碼、格斗、跟蹤等技巧的，但情報局最重要的任務是從收集的情報中提取對決策有用的依據，這只有深刻理解對象才能做到，業(yè)余化是不行的。

反恐是美國從“歷史的終結”跌落到充滿挫敗感的二十年。還在反恐的中后期，美國已經吃驚地發(fā)現，中國已經崛起到不認識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恐的匆匆結束是中國崛起后的被迫之舉，再猶疑不決就為時太晚了。美國情報事業(yè)在沮喪和驚訝中匆忙進入“中國情報局”時代。

情報界"轉向中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崛起對美國是比珍珠港更大的震動，而且更動搖美國國本。盡管中國對世界開放，美國的情報赤字困境極大地加深了。

伊斯蘭世界畢竟經濟和科技水平較低，對美國的威脅不超過恐怖襲擊。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不僅中國文明博大精深，中國已經成為制造業(yè)方面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世界的供應鏈可謂條條大路通中國，中國經濟實質性地全面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而且并不遙遠。中國的科技水平也在迅速趕超。還有很多關鍵的短板，但也有引人注目的超越，如高超音速、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冠疫期中國生物醫(yī)藥科技也顯示了強勁實力。

美國對中國科技的實力和后勁開始認識。中國在貿易戰(zhàn)中出乎意料地堅決抵抗，在亂港問題上出乎意料地重拳打擊，在科技突破中出乎意料地突飛猛進，在臺獨切香腸時出乎意料地反切香腸，都使得美國決策層和民眾大感震驚。這極大地加深了美國的情報焦慮，因為情報的最基本任務就是把出乎意料變得少少的，把意料之中變得多多的。

但美國對華情報在情報收集、情報分析、秘密行動方面都很失敗。情報收集收集包括秘密情報、公開情報、技術情報。

CIA在針對中國行動中損失4名特工 。來源：大河報網

秘密情報最神秘，也最抓眼球。這主要是人力情報。既然牽涉到人，美國就有天然的困難，時代則增加了人為的困難。

美國間諜滲入俄羅斯，在相貌上相對容易，美國也有很多東歐和俄羅斯血統(tǒng)的人。但除了華裔，美國間諜要滲入中國就不容易了，走到哪里都混不過去。即使是愿意為美國效勞的華裔，也只有相貌上能混過去，語言關還是難過。

在語言上，中文與英文截然不同。中國中小學都得學英語，很多家長還花重金把孩子送到有外教的英語班。但美國學生學中文的就很少，能學到聽不出口音的更是鳳毛麟角，即使華人子女都不易做到，第二代還有希望，第三代就基本上面臨和白人學生一樣的挑戰(zhàn)了。

“KSWL，YYDS……”看懵老外

優(yōu)秀的間諜最需要的是人心。劍橋五人幫是在30年代投靠蘇聯的，這也是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盛行的時候。英國知識階層甚至貴族階層里本來就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情節(jié)，具有濟世情節(jié)的上層青年知識分子容易在政治上激進，這是劍橋五人的社會土壤。潘科夫斯基的父親是白衛(wèi)軍軍官，死在十月革命后與新生蘇維埃的戰(zhàn)斗中。斯大林的大清洗對蘇聯帶來了很大的傷害，赫魯曉夫的全面否定則極大地擾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在思想混亂年代，出間諜并不奇怪。中國也有過劉連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