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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前，極端圣戰(zhàn)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成功建立起一個跨越伊拉克西北部、敘利亞東北部的政權。這個令世人震驚的戰(zhàn)略分水嶺標志著激進的伊斯蘭圣戰(zhàn)意識形態(tài)已開始控制中東地區(qū)。雖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作為一個政權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xiàn)，但它祭出哈里發(fā)大旗，無疑開拓出了意識形態(tài)新前線。

當年小布什發(fā)動全球反恐戰(zhàn)爭時，其激烈語詞包含的核心觀點便是應對哈里發(fā)對西方世界的威脅，并以此為自己在接下去十年中反復發(fā)動“西方的圣戰(zhàn)”正名。然而哈里發(fā)到底是個什么概念，為什么讓西方如此驚懼？

哈里發(f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時。當時羽翼未豐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需要一名新的領袖——并非新的先知——來領導穆斯林社群的政治與精神世界。（哈里發(fā)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即為“繼承者”）從那以后，哈里發(fā)時斷時續(xù)，主要是作為穆斯林世界授予統(tǒng)攬世俗政治權力領袖的一項宗教頭銜。

2014年7月4日，伊拉克境內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頭目巴格達迪首次公開現(xiàn)身。其自稱“伊斯蘭國領袖哈里發(fā)”，當天在伊北部城市摩蘇爾的清真寺呼吁穆斯林聽從他的領導。

西方人要理解哈里發(fā)的地位，或許可以將其與羅馬天主教教皇作比較。歷史上，羅馬教皇在歐洲長期享有（也曾時常濫用其）極大的世俗權力。不管歷史上出了多少任浮華、庸俗、腐敗的教皇，這個職位作為基督教世界團結的象征，總體上在西方仍受到廣泛的尊重。哈里發(fā)之于穆斯林世界也是同樣的道理，哈里發(fā)的職位代表著伊斯蘭世界對團結統(tǒng)一、長治久安、社會公正的向往和理想。在許多穆斯林眼中，在伊斯蘭文化框架下取得良好的治理，是他們遙遠的夙愿。

1923年，在國祚綿延六百余年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土克革命性地締造了現(xiàn)代土耳其。當他宣布廢除哈里發(fā)制度時，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為之震驚了——畢竟數(shù)百年來，伊斯坦布爾一直是哈里發(fā)的駐地。打個比方，凱末爾的改革好比意大利總理某天早晨起床后突然決定廢除陳舊而具有爭議的教皇制度。

如果意大利總理真的這么做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們能答應嗎？教皇不是意大利說廢就能廢的，哈里發(fā)制度的廢除也不應由土耳其說了算。直到今天，還有許多穆斯林念念不忘哈里發(fā)的權力及象征意義。沒有哈里發(fā)，誰能代表伊斯蘭教和烏瑪（伊斯蘭宗教共同體）在全球舞臺上發(fā)言？雖然今天全球各地的穆斯林對恢復哈里發(fā)一職難以達成共識：駐地在哪？如何恢復？誰來擔任？如何甄選？有何權力？國際地位又如何等等……但是，僅僅提出哈里發(fā)這個名頭，便足以喚醒伊斯蘭信徒們的歷史榮譽感和團結統(tǒng)一意識——今天某些基督教徒們仍有一統(tǒng)基督教世界的理想，與穆斯林并無二致。今天的天主教徒們還有教皇，穆斯林們卻缺少一個能真正代表伊斯蘭（哪怕僅代表遜尼派）宗教權威和全球穆斯林社群的最高領袖。

與歷任教皇一樣，歷史上哈里發(fā)的擔任者有好有壞。兩大宗教都曾在歷史上留下劣跡；也都樹立過政治、思想、道德的典范。今天，各地雖不乏備受尊敬的伊斯蘭神職人員，但在許多穆斯林眼中，伊斯蘭世界缺少唯一權威是其世界觀處于弱勢的原因。

在大半個20世紀中，西方反復地侵略穆斯林國家；顛覆穆斯林統(tǒng)治政權；霸占經濟、能源等資源，使穆斯林們高度關注伊斯蘭世界的軟弱無主狀態(tài)。所以，“哈里發(fā)”這個詞一旦被提起，就不可避免地觸及許多人歷史情感——即使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有意重建哈里發(fā)制度。不管“伊斯蘭價值”這個概念中包含了多少爭議，哈里發(fā)都是一個接受其指引的、有意識、有目的性的政權。

在經歷了美國發(fā)動的毀滅性戰(zhàn)爭后，阿富汗和伊拉克已被美軍炮火轟為焦土；仍處于西方瞄準鏡之下敘利亞，至今深陷于受外部勢力煽動的內戰(zhàn)中，當今的穆斯林世界充斥著激進的觀念和情緒。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統(tǒng)一伊斯蘭國家的極端“圣戰(zhàn)論”重新抬頭，便不足為奇了。即便如此，極端分子為達成目標不惜采用可憎的暴力，仍然震驚了全球大多數(shù)穆斯林?？紤]到反恐戰(zhàn)爭在過去十年中造成的浩劫，穆斯林世界出現(xiàn)暴力反彈也是可以預期的。歷史上，以宗教迫害著名的西班牙天主教裁判所和在南美洲屠殺土著的西班牙殖民者都不能代表真實的教皇制度；同樣，今天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也不能代表真實的哈里發(fā)制度，它們都應受到嚴厲譴責。

作為一個政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可能是短命的，但它具有象征性地發(fā)出了建立哈里發(fā)的宣言，反映出伊斯蘭教理想的偏移。雖然多數(shù)穆斯林都會反對這個粗糙、偏執(zhí)、原始的組織，但極端時期往往造就極端反應。正如我在拙作《土耳其和阿拉伯之春：中東領導權》中指出的，穆斯林政治將在未來繼續(xù)長期受到伊斯蘭理想灌注。未來的穆斯林政治不是搞屠殺，而是以土耳其、突尼斯較為成功的溫和改革政策、甚至埃及穆兄會平緩的學習曲線等形式出現(xiàn)，我們也同樣不能忽視伊朗的半民主伊斯蘭制度。為了尋求某種更宏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連貫性，穆斯林世界將矢志不渝地掃除殖民主義殘留，超越國界的局限。今天提出重建哈里發(fā)，至少反映了穆斯林世界的這種理想。

（英文原載美國《赫芬頓郵報》2014年7月7日，原標題：Who's Afraid of the Caliphate?；觀察者網楊晗軼/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