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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權衡兩者，政府必須評估自己國家的創(chuàng)新能力，考慮國際規(guī)范和標準，比較廣泛的知識獲取與創(chuàng)新激勵，在企業(yè)的短期利益和社會的長期利益之間尋求共同點。

隨著一個國家從知識產權的“凈獲得者”變成“凈創(chuàng)新者”，其考量也隨之變化，強有力的保護措施會更具吸引力。

美國自21世紀成為技術先驅者，從它的角度似乎自然應該向中國施加壓力，要求其遵守更高的標準。但是，有一些教訓可以從美國自己簡單——且并非完全無辜——的經歷中汲取。

美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始于1790年《版權法》，其中明確不授予外國創(chuàng)作任何保護，并指出：“本法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禁止非美國公民著作、印刷或出版的任何地圖、圖表、書籍在美國的進口或出售、重印或出版”。

在工業(yè)化初期，美國是侵犯知識產權的世界領先者，通常這些事實在當前的話語中被忽略了。

最著名的是，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爾（Francis Cabot Lowell）通過仿制和改造英國動力織布機（19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發(fā)明之一），發(fā)動了美國的工業(yè)革命。

美國早期通過仿制英國技術推動了本國的工業(yè)革命（圖片來源：網絡）

直到1891年，那時美國進入獨立發(fā)明家的黃金時代已經三十年，而美國知識產權法的歷史已經整整一個世紀，《蔡斯案》的通過才最終將保護范圍擴大到了外國人。

是什么促使了這一變化？

在整個19世紀中，模仿在美國提升價值鏈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過程有賴于相對較弱的知識產權保護。

但是，隨著美國自身創(chuàng)新能力的增強，國內利益相關者開始呼吁加強美國法律。在此階段，美國從知識產權的凈購買者過渡到了凈創(chuàng)新者，為產權保護的強化提供了有利條件。

美國的經驗表明，知識產權的保護與創(chuàng)新能力具有共同發(fā)展的趨勢。但是進步并非總是一帆風順的，即使在美國成為凈創(chuàng)新者之后，美國仍繼續(xù)在竊取他人想法。

例如，20世紀初，美國在關鍵化學工業(yè)上遠遠落后于德國。決心“將敵對的德國佬驅逐出我們的大門”，1917年《與敵人交易法》授予了《蔡斯法》（Chace Act）在戰(zhàn)時的例外規(guī)定，以允許將所有敵人擁有的專利都沒收并出售給美國公司。

相比美國的發(fā)展歷史，今天的中國似乎走上了正軌。

在1984年之前，中國沒有專利法。20世紀90年代，知識產權盜竊猖獗，但彼時中國得益于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專攻低端制造業(yè)，而西方政策決策者們基本忽略了這一點。

作為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先決條件，中國修改了專利法，這是朝著遵守國際標準邁出的重要一步。

最近，極富爭議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概述了中國為促進本土創(chuàng)新和支持戰(zhàn)略部門而采取的行動，這增加了國內企業(yè)從國外獲取技術和發(fā)展國內創(chuàng)新能力的壓力。

總體而言，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在短短幾十年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中國已經成長為名副其實的“知識產權大國”（圖片來源：IC photo）

例如，中國在專利數(shù)量上居世界領先地位，這表明中國致力于在國內建立強健的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

侵權行為的最低損害賠償不斷增加，專利保護期限也在增加。

就知識產權相關案件的數(shù)量而言，中國甚至早在2005年就成為訴訟最多的國家，在過去兩年中案件數(shù)量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長。

2014年，中國開設了3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還有多達19個正在籌備中。

與普遍的預期相反，外國原告在這些法院的專利訴訟中實際上比中國同行表現(xiàn)更好。即使是較具挑釁性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也在2016年《301特別報告》中指出這是“可喜的發(fā)展” “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有效進展”。

中國目前在全球(不包括避稅天堂國家)購買外國知識產權的年度支出以及凈研發(fā)支出總額中排名第二。

簡而言之，變化是中國主動尋求的，美國公司已經注意到：在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中，2018年96%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五年中，中國的知識產權執(zhí)法有所改善或保持不變，而2014年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