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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VS他們

遺憾的是，歷史經(jīng)驗一次又一次展示了，實踐政治的基本邏輯無關乎理性對話，它是一套敵友對立、“我們vs他們”的邏輯。一切都圍繞著維系社群生存和繁榮而展開，而社群本身，是由社群之外的人定義的。我們目前所熟識的政治，是根植于特定地方土壤中的，而非基于全人類普世領域、或“公善”（the common good）之上的。

誠然，文化從來不是靜止的，而是在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斷演化，進而產(chǎn)生新的混合形式，在此過程中，融合與摩擦無法完全相互抵消。從表面上看，不同文化似乎在交叉授粉，但往往只是披上薄薄的畫皮，根植于民族或部落生活方式深處的“民族精神”或不相稱的價值觀，仍然是身份的基礎所在。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西方人會驚訝于“新儒家”的中國或“新奧斯曼”的土耳其，他們不明白非西方的現(xiàn)代性（non-Western modernity）為何沒有按西方的預期發(fā)展，這些國家沒有“變得與西方一樣”，而是在各自的歷史道路上探索未來。

經(jīng)濟和技術的邏輯是關乎普世性、效率和理性的。正如法國哲學家雷吉斯·德布雷的洞見，基于這套邏輯展開的啟蒙運動和現(xiàn)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深層次的文化、宗教和部族沖動已被徹底消除，它們僅僅處于失位（displacement）的狀態(tài)。“在現(xiàn)代政治中，不順應時代的、古舊的人仍占有一席之地，因為‘現(xiàn)代’無法在時間上對他們定位，只能決定其影響力與決定權的高低：那些人不是陳陋的，只是處于底層；不是迂腐的，而是深邃的；不是過時的，而是被壓抑的?！闭驗榈虏祭自缭?986年就對人性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他預言21世紀的特征將是“上帝和電腦”共存——彼時，“伊斯蘭國”和“臉書”都還遙不可期。深層文化總會回歸，對社會進行塑造。文化是下層基礎，經(jīng)濟和政治是上層建筑，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可顛倒。

布魯塞爾莫倫比克區(qū)哈利勒清真寺內(nèi)景

現(xiàn)代迷信

對于變化，現(xiàn)代性有一種迷信般的信仰。但與堅持正統(tǒng)、維護傳統(tǒng)秩序相比，變化本身并不是一種更純粹的善。就我們所知，追求純粹的存在狀態(tài)（pure state of being）——不論是理想式的過往、烏托邦式的未來、種族，還是宗教信仰——都將歸結于極權主義，并與人類天性中的多樣性格格不入。

政治伊斯蘭（觀察者網(wǎng)注：又稱伊斯蘭主義）認為世界已被玷污，因而渴望獲得幻想出來的身份純潔性，其防御型意識形態(tài)由此走向殘暴的極端。自奧斯曼哈里發(fā)國崩塌以來，伊斯蘭教始終缺少一個權威中心，各種教派，尤其是近年來的“伊斯蘭國”，都堅持自身對伊斯蘭的解讀。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這些教派將長期與以伊朗為核心的什葉派作戰(zhàn)，其規(guī)模至少堪比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三十年戰(zhàn)爭。

我們已經(jīng)在布魯塞爾、巴黎等地見識了這種對于身份的防御型主張，它對于未同化的歐洲穆斯林移民兒童具有吸引力。對于那些被異化的、處于社會邊緣的、流離脫節(jié)的原子式個體來說，他們所信奉的伊斯蘭純粹理想仿佛敞開的子宮，具有一種天然吸引力。今天，來自西方世界內(nèi)部的伊斯蘭圣戰(zhàn)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19世紀末俄羅斯的“多余人”并沒有什么不同，他最終成為了虛無主義的恐怖分子。

這同樣是一個規(guī)模問題，規(guī)范和價值觀根植于地方性樸素美德當中。“全球化帶來的福利和不同社群的共有價值觀存在矛盾，”曾于2005年至2013年擔任世界貿(mào)易組織總干事的帕斯卡爾·拉米說道：“基于經(jīng)濟學的規(guī)模經(jīng)濟效應（economies of scale），全球化規(guī)模越大，帶來的利益就越大。大即是美。身份、合法性和政治的邏輯在于鄰近性，我們稱其為規(guī)模不經(jīng)濟（diseconomies of scale）。小反而是美。”

普世理性和效率導致了趨同，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全球化和技術傳播，但文化和政治想象卻導致了趨異——人們以各異的途徑，在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尋求庇護，這種生活方式流露著獲取族類內(nèi)部認同的尊嚴，并能夠建構身份去對抗各種無名力量的壓迫。

經(jīng)濟發(fā)展和身份認同遵循著兩套邏輯，若不調(diào)和兩者矛盾，最受傷的將是人類文明（圖片來自Asia Times Online）

在人類事務的治理中，當前的挑戰(zhàn)在于，如何趕在社會出現(xiàn)嚴重破壞性劇變之前，調(diào)和這兩套邏輯，否則我們的大膽躍進將催生一系列反作用，導致社會倒退，陷入20世紀那種戰(zhàn)爭和分裂當中，甚至墜入后現(xiàn)代版的中世紀黑暗時代。

除了巴別塔式的、缺乏融合的單一性未來，以及回到部族、宗教互不容忍的過去，教皇弗朗西斯口中“調(diào)和的多樣性”（reconciled diversity）不失為一種新的治理哲學。它應當在保證人類尊嚴的同時，普惠式地傳播善。建立這樣的世界需要各方齊心協(xié)力，它要比撕裂世界困難得多，但我們義不容辭。

（觀察者網(wǎng)楊晗軼、青年觀察者王欣譯自《世界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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