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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明沖突論”的批評和相關論戰(zhàn)：

反映了西方中心論、種族沙文主義和霸權思想。

更激烈的流血沖突和政治對抗不是發(fā)生在文明之間，而是發(fā)生在文明內(nèi)部（什葉派和遜尼派）。

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不會聯(lián)手對抗西方。

相關論戰(zhàn)涉及5個理論問題：

（1）文明因素的政治作用有多大？

（2）世界各文明正在走向沖突還是走向融合？

（3）在西方同非西方的斗爭中誰將占上風？

（4）西方的主要挑戰(zhàn)者是非西方中的哪個力量或力量組合？

（5）文明范式同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其他范式是什么關系？

“文明沖突”論戰(zhàn)的現(xiàn)實意義與理論意義

冷戰(zhàn)后的世界政治證實了亨廷頓觀點的深刻預見性和偏頗之處。今天的美國國內(nèi)政治分歧和國際恐怖活動，都為他20多年前所預料。美國的民族國家認同何在，政治自信何在？多元文化主義與傳統(tǒng)保守主義之爭，是當今美國政治的主線。西方和非西方的區(qū)隔，確是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特征。

關于儒教文明同伊斯蘭文明合作對抗西方的預測是錯誤的。但中國文明向何方發(fā)展，如何彌補精神信仰的缺失，糾正道德失范，如何同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處，是“真問題”。國際政治不是簡單的國家權力和利益的斗爭。利益之爭通過文化價值觀“透鏡”可以無限放大。21世紀的世界意識形態(tài)分野在哪里，值得思考。

亨廷頓開辟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個視角。他不相信“理性選擇”，因為宗教信仰、文化認同，都不是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感性的，與生俱來的。他不認可文明融合的看法，指出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一神論，都認為自己掌握絕對真理，都在某一階段不能寬容其他宗教。宗教改革和政教分離后，西方社會走向多元和寬容。今日之伊斯蘭教卻最不寬容，偏好暴力傾向。

伊斯蘭國家最終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嗎？能接受西方民主政體嗎？伊斯蘭激進勢力形成的深層原因是什么？缺乏政治載體的伊斯蘭主義是否構成對西方的主要威脅？也許，斯拉夫-東正教的俄羅斯，或者充滿文化優(yōu)越感、日益崛起的中國，才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這些都是文明沖突論戰(zhàn)中提出而尚待解決的問題。

有中華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等等，是否存在一個同西方文明相對的“東方文明”？“東西方文明”、“亞洲價值觀”之說大可質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西方文明已經(jīng)衰落，東方文明或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觀點很流行，但值得商榷。

亨廷頓的中心命題之一是：美國需要外部敵人來界定和維護自己的民族國家特性。“對于美國來說，理想的敵人該是意識形態(tài)上與自己為敵，種族和文化上與自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边@一思維方式邏輯性強。在國際上普遍存在。比如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出生于黎巴嫩的美國學者阿賈米在悼念亨廷頓的文章中感嘆道：“我們今天的學術界沒有人能同他比肩。他為之貢獻終生的領域——政治學，已經(jīng)基本上被一代新人巧取豪奪了。他們是相信‘理性選擇’的人，靠模型、數(shù)字而工作，用瘠薄枯燥的行話來寫作?！?

亨廷頓的學者和政策謀士雙重身份既有區(qū)別，又相互影響。他的著作橫跨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學和國際政治領域，帶著厚重的滄桑感，凝聚著人文素養(yǎng)，也滲透著豐富的個人閱歷，包括環(huán)球旅行的觀感。他的學風屬于那一代人，正統(tǒng)、保守，卻包藏著尖銳甚或偏激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