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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地，對于地外生命可能存在形式的探索，也就邏輯地派生自應答、安置和馴服他者的帝國知識。正如揚·梅杰（Jan Mejer）在他一九八五年的文章《邁向宇宙社會學：異形的構造》中寫道，最早有關異形的接觸經驗可追溯到歐洲殖民者對“第三世界”的擴張，對于歐洲人來說，土著是一種非人（non-human），建立在這種框架下對于原始人的初民想象，反映了歐洲帝國文化的宗教哲學，進而將自身的社會問題投射到神話學式的解決方案中。因此，對冷戰(zhàn)兩大陣營而言，外太空既是充斥黑暗他者的未知領域，也是可能取得資源、治愈舊癥、重獲文明生命力的“新邊疆”。

“紅岸”與“新邊疆”同源的證據(jù)，來自冷戰(zhàn)時期陣營另一側的蘇聯(lián)。在六十年代的蘇聯(lián)學界，宇宙社會學的最早建構，是多個有社會科學取向的地外文明研究方向的統(tǒng)稱，比如地外文明的形成條件與可能形態(tài)、與其接觸的預期情景及其后果、未來太空殖民中人類如何與地外文明共存，以及星際旅行和空間研究對人類社會自身的影響。蘇聯(lián)天體物理學家卡普蘭（Samuil Aronovich Kaplan）于一九六九年編寫了這一領域的首部文集《外星文明：星際交流問題》，后由專門為美國翻譯蘇聯(lián)科技情報的“以色列科學翻譯計劃”（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在NASA內部出版?？ㄆ仗m在開篇的導論中將宇宙社會學與宇宙生物學進行了對照性定義：如果宇宙生物學研究生命在地外環(huán)境下的起源和進化，則宇宙社會學要研究智能文明在此條件下的起源和發(fā)展，這一方面要借助對地球文明起源和成長的認識，另一方面要借助地外文明搜尋所可能獲得的數(shù)據(jù)。

可見，地外社會學從一開始的主要目標，就是幫助理解和解決冷戰(zhàn)時期的地球事務。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國首席智囊布魯金斯遞交給NASA的報告中，就提出了空間探索對于美國戰(zhàn)略研究可能起到的廣泛推動作用，報告建議NASA考慮開展關于和平利用空間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和國際影響方面的廣泛研究。在報告的最后專設一章梳理地外文明接觸對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報告認為：地球人是否可從此種接觸中獲益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文化人類學的大量案例顯示，當一個社會被迫要與一個完全陌生的、持有不同價值觀的文明接觸時，往往發(fā)生的是自身的崩解，而另一些在此種經驗中能夠幸存下來，也總要付出慘痛代價，導致文明價值觀、態(tài)度和行為的劇烈轉變。

報告認為要通過持續(xù)的歷史和經驗研究，考察不同國家人民及其領袖在面對突發(fā)事件和完全陌生社會壓力時的應對行為，哪些因素會影響到原始社會暴露在先進文明面前時如何招架，而這些不同會導致其中一些文明更加繁榮、一些茍延饞喘、另一些直接滅亡。這類研究會給未來與地外文明的接觸和斡旋提供對策，同時將幫助美國決定如何將這些信息透露給公眾，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保留。

在七十年代，美國人類學會牽頭召開了多次以“地球以外的文化（Culture Beyond the Earth）”為主題的會議來討論地外生命搜尋的文化效果，卡爾·薩根和阿西莫夫等科幻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深度卷入了這些討論。這些跨學科對話重點研討與不同地外文化間的接觸對于人類社會的可能影響，以及對“費米悖論”的各種解釋路徑。面對浩瀚星空中的“電磁靜默”，學者們需要對“智能生命為何不與地球聯(lián)系”給出合理推論。其中“動物園假說”認為地外文明已經在使用微型探測器觀察地球，就像在觀賞和研究動物園里的動物，這一情景從阿瑟克拉克的小說《童年的終結》中獲得啟發(fā)，在這部一九五一年的作品的開頭，外星文明對人類持續(xù)了數(shù)千年的觀察，在人類即將飛向太空時降臨地球，終結了意識形態(tài)對峙、軍備競賽和冷戰(zhàn)。而另一種“死亡探測假說”則認為，具有猜疑和懼外特征的文明為了創(chuàng)造生存空間，可能一直在使用星際級武器系統(tǒng)性地消滅宇宙中的其他高等文明。這幾乎是薩博哈根在六十年代《狂戰(zhàn)士》系列故事的升級版，小說創(chuàng)造了一種可以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宇宙中巡航獵殺智能文明，而飛出地球的人類后裔“太陽系人”成為宇宙中唯一具有情感、終結狂戰(zhàn)士的正義種族。

這些宇宙社會學和人類學模型與其說在研究外星人，不如說是冷戰(zhàn)軍事對峙博弈的外太空操演。事實上在核威懾的暗影下，自五十年代針對“核冬天”的情景戰(zhàn)略工作，科幻作者跟國防部門、工業(yè)界人士、社會科學家已經被組織在一起，進行預測未來的跨學科對話和實驗，其后衍生出大量如《瘋狂麥克斯》的“廢土文學”。而坎貝爾主編的科幻刊物《驚奇故事》在二戰(zhàn)中一度遭到國防部門的嚴密審查，因其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前刊登了一篇精確預言廣島原子彈打擊的作品《死線》?？梢哉f，作為在戰(zhàn)爭中針對未來的情景寫作者，科幻作家堪稱不確定時代的面壁者和破壁人。

因此，后世的未來學者認為，以阿瑟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黃金時代科幻寫作，實際上是一種“應用文學（applied fiction）”，因為它們不僅啟迪了軍事技術創(chuàng)新，還引發(fā)了關于未來朝向的社會對話。這不是對文學本體的縮限，而恰恰是對文學邊界和社會功能的延展，科幻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曾經占據(jù)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社會位置，溝通了通俗寫作、純文學、國防政策、科技創(chuàng)新和社會科學等多個場域。

被稱作“中國克拉克”的劉慈欣，以宏大三部曲向我們展開人類與三體人之間的千年戰(zhàn)爭史詩，不經意間成為二十世紀冷戰(zhàn)這一段特定歷史時段的政治和文化邏輯在未來舞臺上的再次展演——三體游戲是一個反復進行的多人情景創(chuàng)建，而四個“面壁人”就如同四個戰(zhàn)爭替代方案的科幻寫作者，未來史學派則幾乎復制了冷戰(zhàn)中的跨學科戰(zhàn)略智囊工作。縱貫全書的主線，外星人即是挑戰(zhàn)人類本性的終極他者，也可能觸發(fā)救贖人性的未來通路——這正是冷戰(zhàn)構造的核心特征，在危機四伏的“黑暗森林”中反求諸己。

作為冷戰(zhàn)與“文革”的孩子， 借由“東方紅”與“煤油燈”、“紅岸”與“地外文明”的寓言，劉慈欣從二十世紀的動蕩、匱乏與超越性中開掘出的科幻道路，始終是一種在不連續(xù)時代試圖書寫和把握歷史連續(xù)性的努力。而成就這個中國幻想故事的社會心理和文化記憶，是在“文革”歷史中尚未被命名或獲得承認的部分，在這歧義叢生、晦暗不明的地球往事里，長久缺席的中國經驗被得以書寫。

閱讀《三體》的快感帶給我們一個可能的思考，個體的想象力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產物，生成于特定時代的感覺結構和知識譜系中。由此，激活社會想象力的工程，即是激活一個社會自身歷史與文化自覺的工程。

在一個健忘的時代，重新接續(xù)歷史和未來的引線，二十世紀的豐饒正待叩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