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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修齊治平”上看，修身和齊家的教誨對于所有人都是一樣的，無論貧富貴賤，都講仁義孝悌、中庸之道，這是個人的方面。但是到了治國和平天下的層次，上層階級從儒家傳統(tǒng)中解讀出綱常禮教等統(tǒng)治術，而下層階級卻從中解讀出關于“天命”和“道統(tǒng)”的思想，一旦認定“天下無道”，就會受到“匹夫有責”的鞭策，投身于匡扶社稷、重建天下的大事業(yè)當中。

毛澤東的青年時代，正處在亡國和亡天下的危機同時爆發(fā)的一個歷史時期。從他的人生道路上看，這段時期他開始尋求救國之道，積極投身革命運動；而從他的思想形成上看，這段時期在他的頭腦中，首先是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的復活，接下來是大量“西方思想”的進入，兩者共同為馬列主義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對馬列主義的吸收，是為第三階段。1920年，毛澤東同何叔衡等人創(chuàng)建長沙共產主義組織，在寫給蔡和森的一封長信中他表明自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為中國應該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意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的方針，并說這“正與我平日的主張相合”，認為這個方針是世界主義的?！斑@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信中寫道：“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xiàn)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三個階段過后，中西思想的結合，在毛澤東的頭腦中大體完成。若沒有第一階段厚實的國學基礎，或沒有第二階段對西學的廣泛涉獵，這個結合都不會完成得很好。這一點，對于今天那些食古不化的國粹派或食洋不化的自由派，仍有教育意義?？梢哉f，在毛澤東的頭腦中，“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的結合從初始時期就大體上是平衡的。1917年時值二十四歲的毛澤東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東方思想雖然有許多不切于實際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的持久生命力

毛澤東早年極為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據斯諾筆錄《毛澤東自傳》，十七歲那年他從表兄文運昌處得到兩本書刊，一本是介紹康有為與維新運動的，另一本則是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毛日后回憶說：“（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1911年，毛澤東寫了一篇政論文章貼在學校的墻壁上，“主張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tǒng)，并以康有為任副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就連治學方法，毛澤東也效仿康梁。在1915年寫給同學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問題時寫道：康有為“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梁啟超“先業(yè)詞章，后治各科”。

康梁二人的思想，在當時就是主流。雖然二人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海外，但他們所代表的“公羊春秋”思想貫穿于清末變法維新運動的始終，曾有過“滿朝滿野講《公羊》”（吳承仕語）的盛況。

然而，同樣都是繼承儒家傳統(tǒng)，都是結合中西學問，而且康梁二人還堪稱是毛的啟蒙老師，為什么反倒是后者異軍突起，不僅建構出一套完整思想體系，而且切實應用到了中國革命實踐中并取得了成功？

答案恐怕就在“上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和“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的差別之中。

追根溯源，中華儒家傳統(tǒng)的原典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這一套經典文本，經過孔子的編纂注釋，加上“記”和“傳”等，生成為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核心。

孔子、孟子晚于周公，但先于秦始皇、漢武帝。這就是說，若將秦漢大一統(tǒng)國家視為兩千多年中華政治制度的基礎，那么實際上是中華政治文化先于中華政治制度。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也就意味著，先有了關于大一統(tǒng)政治的一套思想理念，一個理想標準，也就是所謂“道統(tǒng)”，而后才有歷代帝王各自獨立的大一統(tǒng)政治實踐。由于所有儒生都是“道統(tǒng)”的闡釋者和守護者，這就給了他們一個超越性的地位，不僅可以為王者師，而且可以名正言順地“替天行道”，以“天命”的名義發(fā)動革命，推翻當前王朝。

中國人關于革命的觀念，源于商湯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周武王暴力推翻商紂王這兩場政權更迭的歷史故事。由于在儒家經典中桀、紂被定為暴君，湯、武被視為圣賢，武力滅夏和伐紂成功被看作正義事業(yè)，《易經》中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語，于是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經典的儒家思想觀念：一是只要“順乎天而應乎人”，誰都可以鬧革命；二是只要發(fā)動革命，就一定要改朝換代；三是只要改朝換代成功，誰都可以做國王；四是只要當上國王，就一定要恢復“道統(tǒng)”。

中華儒家關于“道統(tǒng)”和“革命”的這些觀念，與猶太-基督教中的圣經信仰有一定的共同之處：就是在古代國王“朕即法律”這一原始公義之上，加上了一個以全天下人共同的理想社會為標準、為追求的高級司法。而這一高級司法的解釋權不在朝廷官宦，而在民間精英。在中華社會，就是儒家士大夫，在基督教社會，就是先知。

基督徒對于到達天國的追求是無限的，儒家士大夫對于“大道之行”的追求也是無限的。在基督教社會，清除世間的邪惡、迎接末日的到來是每個信徒的責任；在中華社會，改變“大道既隱”的“據亂世”現(xiàn)狀、恢復“道統(tǒng)”秩序并回歸“太平世”也是每個讀書人的責任。

這就是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持久不斷的生命力之來源。每當王朝衰落、天下大亂、大一統(tǒng)局面喪失，上層社會中人一定采取保守主義態(tài)度，致力于重新恢復秩序，而下層社會中人一定選擇激進主義態(tài)度，致力于通過革命改朝換代，重建“道統(tǒng)”。這也是中華儒家傳統(tǒng)的偉大之處，治國是統(tǒng)治者的義務，但平天下是所有人的義務，亡國的責任歸咎于統(tǒng)治者，但亡天下的責任歸咎于所有人。

在自秦朝之后的兩千多年歷史上，由下層社會人士發(fā)動革命完成改朝換代并重建大一統(tǒng)的情況很多。漢高祖劉邦是縣城小官吏，隋高祖文皇帝楊堅出身山東寒族，宋太祖趙匡胤出身下級軍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破落農戶，而北魏拓跋氏是鮮卑族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是契丹族人，金太祖完顏旻是女真族人，大清王朝十帝是滿族人。

由于政治文化先于政治制度，“道統(tǒng)”高于王朝，所以儒家士大夫不僅承認下層社會發(fā)動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也承認蠻夷戎狄入主中原的合法性?？鬃泳驮f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贝嗽捠钦f，春秋各國時有僭亂，君不君，臣不臣，而夷狄且有君。又《論語·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夷狄可以被君子所居而教化，從而進為華夏；相反，華夏僭亂，亦可以退為夷狄。

綜合上述，“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甚至“夷狄社會儒家傳統(tǒng)”，都可以成為孕育革命的母體。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新型“中國思想”，正是從這種母體中孕育出來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說，儒家傳統(tǒng)的革命觀念，主要是指改朝換代和重建“道統(tǒng)”。這種革命與馬列主義中的革命——推翻剝削階級、解放生產力、實現(xiàn)共產主義——并不是一回事。所以，毛澤東思想雖然被中國“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這個母體所孕育，卻并不完全是這個母體的子體。這套思想中關于建設新社會、發(fā)展生產力、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思想內容，則完全來自于馬列主義這個父體。

所以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下層社會儒家傳統(tǒng)”兩者的結合，這個結合即是成功的中西結合，也是成功的古今結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結合。

關于新型“中國思想”中的現(xiàn)代化內容和未來走向，留到下篇再談。敬請關注，并歡迎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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