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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慕琦的繼任者、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便對“楊慕琦計劃”嗤之以鼻，認為此舉只會動搖英國在香港的統(tǒng)治基礎(chǔ)。上任后，他對推動香港政改計劃毫無動作，甚至轉(zhuǎn)而質(zhì)疑這種政改方式的合法性與有效性，認為“應(yīng)否將一個只適用于其他殖民地的理論，用于香港而危害她的未來呢？”

首先，葛量洪非常敏銳地注意到香港與其它英屬殖民地有著本質(zhì)性的差異，絕不可等而觀之。他曾在其回憶錄《Via Ports：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中異常坦率地寫道：“與大多數(shù)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guān)系的問題?！?

葛量洪回憶錄中對香港問題的闡述

此話背后的含義便是，在這位港督看來，香港問題的本質(zhì)是中英關(guān)系，而非香港本地的問題而已。香港過去一直是中國主權(quán)之一部分且始終受其影響，因此絕無可能依照其它殖民地的方式來推動所謂自治或獨立。葛量洪甚至認為基于這種政治現(xiàn)實，香港事務(wù)的管理權(quán)責不應(yīng)該隸屬于英國殖民地部，而應(yīng)交由外交部來處理，處理香港問題勢必需要牽扯到中英兩國關(guān)系。

基于這個基本判斷，葛量洪認為“楊慕琦計劃”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是不切實際的臆想。該計劃不過是在簡單照搬當時英國殖民地部在其他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在回憶錄中，葛量洪非常不客氣地批評了他的前任與殖民地部的官僚們，他指出這些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香港永遠不能宣布獨立，她只能繼續(xù)是英國的殖民地，或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各階層同樣未能就政治改革議題達成過一致，政治改革方案因此長期處于擱置狀態(tài)。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quán)后，葛量洪變得對政治改革計劃越來越不耐煩。因為他開始擔心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如果在香港推動市議會選舉，很可能會出現(xiàn)親共乃至共產(chǎn)黨勢力贏得選舉的尷尬局面。20世紀50年代初，他與香港行政局的官員皆認為若實施市議會選舉，“那是太危險的做法了”，很可能會出現(xiàn)左派議員占多數(shù)的情況。

于是，在1952年前后，葛量洪一直在努力說服英國政府放棄整個政治改革計劃。起初，殖民地部并未理睬他的意見，依舊堅持通過了“楊慕琦計劃”的草案。不過，在之后的國會辯論時，葛量洪爭取到了時任國務(wù)大臣的支持。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因為當時英國本土選民其實對香港政治改革議題同樣毫無興趣，沒人關(guān)心香港能否推行民主選舉制度。在大部分英國人眼中，香港只要能維持其貿(mào)易與經(jīng)濟地位即可。

葛量洪與總督府華裔員工家屬的合影

1952年10月20日，英國下議院正式宣布徹底放棄“楊慕琦計劃”，停止香港的政治改革計劃。2天后，葛量洪在香港立法會會議中又特別重審了下議院的這個決定。在講話中，他直言：未來將拒絕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提案。此后，香港政治改革的議題便從港英政府的議事日程中徹底消失，直到20世紀80年代。

葛量洪的講話，香港立法會1952年10月22日會議記錄

所以，早在1952年英國政府便已經(jīng)徹底放棄在香港推動政治改革或曰所謂“民主化進程”。今日若僅憑周恩來多年后的發(fā)言推導(dǎo)出中共施壓迫使英國不得不終止香港政治改革的結(jié)論，似乎是顛倒了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順序。還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之所以在1958年會作如此發(fā)言的另一個重要背景便是當時新加坡即將成為自治領(lǐng)。周恩來很可能是希望借此提醒英國政府不可在香港問題上損害中國之主權(quán)。

50年代初，作為一位英國“老保守黨”葛量洪之所以積極主張放棄“楊慕琦計劃”，或許更多是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對任何一個中國政府來說，香港都是“屬于中國而被他國統(tǒng)治的地區(qū)”。無論是否是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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