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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新的關系形態(tài)。兩國關聯度的變化，由疏離的關聯度到密切的關聯度，從隔離到交往，到利益捆綁，到相互嵌入。中美已相互成為最大的貿易伙伴（2017年雙方的貿易額接近600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致出現了”中美國”（chinamerica）一詞。這就是新的關系形態(tài)。眾所周知的說法就是中美已成為最大的利益攸關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相互依賴關系，這是中美關系形態(tài)發(fā)生的最基礎性的也是最重要的變化。

2017年雙方的貿易額接近600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第三是，上述變化帶來了戰(zhàn)略互動態(tài)勢的轉變，由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關系發(fā)展轉向兩大國進入同一個等級的戰(zhàn)略競爭，包括雙邊、地區(qū)、全球三個層面，形成新的戰(zhàn)略態(tài)勢。

一個“競”字了得，向新關系格局轉變的頭號關鍵詞

當前中美新關系格局最具動態(tài)性的發(fā)展，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問題，無疑是日益凸顯的戰(zhàn)略競爭。與此相關，中美關系的主導面正在發(fā)生重要變化，經貿戰(zhàn)就是突出例子。

中國說合作共贏，是強調我們的理念和努力的方向，但是對現實要有一個準確的判斷才行。這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從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到特朗普政府去年底的國家安全報告等三個文件，以及后來的印太戰(zhàn)略。這個過程也包括中國外交的進取與塑造也在發(fā)展。中國崛起是必然的趨勢，美國是一定要維護其霸權地位的，這種競爭主導的局面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新關系格局下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實質是什么？我們注意到，中美兩國對這一問題的說法大不相同。對此，美國人的說法十分明確，就是爭奪主導權，所謂崛起大國對守成大國的挑戰(zhàn)。而中國方面并不接受美國的說法，表示中國無意挑戰(zhàn)美國的領導地位，問題在于美國不能順應時代的發(fā)展，對中國存有偏見，同時對自身的衰落感到焦慮。另一方面，中國也同意雙方應該努力防止中美關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為此，中國方面從正面提出倡議，雙方應該致力于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

中國方面從正面提出倡議，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圖片轉自文匯講堂

兩家不同說法，不同的思路和觀念，實際上反映了新的歷史階段，中美關系發(fā)展面臨一個重大的結構性矛盾，美國霸權是個強大的現實存在，中國崛起是不可逆轉的。為此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時代性的課題：中國崛起對應（VS）美國霸權。破解這個結構性矛盾，也是中國崛起進入新時代外交上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zhàn)。

面對各自新角色的適應期，加大有效“管理風險”

然而，我們不能由此推導出中美兩國必然會走向對抗。正如前面我們所討論的，新的關系格局既有結構上的不可避免的競爭性，也有結構上的相互依存關系。中美關系未來的發(fā)展如何演變，取決于雙方戰(zhàn)略上如何互動。舊關系格局向新關系格局轉換，其實質含義就是重建平衡。美國和中國在建立一種什么樣的平衡上迄今沒有達成基本共識，這是中美之間戰(zhàn)略博弈的核心問題。

我們正處轉折期的挑戰(zhàn)就是，對于新的變化雙方一時都難以適應。各自都有自己的慣性。我們講美國不適應，那是顯而易見的，用傳統(tǒng)的思維對待所謂中國的挑戰(zhàn)。中國的不適應，是我們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地位，面對前所未有的復雜形勢和種種新的挑戰(zhàn)，我們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知識觀念和競爭能力都需要大大的提升。在雙方都沒有適應的情況下，風險和不確定性都會大大上升。所以在轉折時期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叫“管理風險”。管理風險就是承認風險、認識風險，然后想辦法把它管控在不失控的程度。這也包括危機管理，從宏觀到微觀，從戰(zhàn)略到戰(zhàn)術，分不同的層次和領域。

在形成有效管理風險的情況下，中美雙方的競爭最終取決于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對中國而言，大國外交能力建設尤其具有緊迫性，這包括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統(tǒng)籌協(xié)調的能力，打硬仗的實戰(zhàn)能力，以及善于學習的能力。我們對美國要進行再認識，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從一般到特殊，從業(yè)余到專業(yè)。

崔立如認為，中美面對各自新角色的適應期，需加大有效“管理風險”|圖片來源：文匯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