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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視的是，在當代網(wǎng)絡輿論場中，“公知體”的推動者與互動者之間，已經(jīng)建立起了一種相互促進的利益共存關系。推動者們通過選取公眾普遍關心的社會網(wǎng)絡話題，從自身利益出發(fā)，有意識地引導網(wǎng)絡輿論的方向。這種由“公知體”所推動的議題設置，其內含的利益驅動往往不易察覺，并伴隨著一種互相依附的互惠聯(lián)系。

“公知體”議題最傾心的是那些反映現(xiàn)實社會的問題，特別是針對那些能引發(fā)廣泛共鳴的、關于民生疾苦、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題進行加工和編造。它們巧妙地迎合了公眾對弱者的同理心，激化了人們內心的不滿與仇恨情緒，從而在短時間內引發(fā)輿論的集中爆發(fā)。

這樣的操作，無非是為了吸引更多的關注、擴大輿論影響力。有時他們會采取極端立場，制造和放大民眾對政策不滿的情緒，通過渲染個別不利案例來挑起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這種情形下，輿論的煽動并非是為了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而是為了追求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最大化，如增加網(wǎng)站點擊率、提高自媒體的廣告價值等，當然也不排除背后有別有用心者。

極端的螺旋

“公知體”通過虛擬的身份認定、占領道德至高點等方式，來證明自身言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了強化群體內部的自我認同，保持隊伍的“戰(zhàn)斗力”，他們還構建出一個所謂的“中心地帶”，以這種方式暗示成員甄別出所謂的“他者”，任何超出這個“中心地帶”的行為都是值得和應該被抨擊的。

在胡友平事件中，海外華人或者來華的外籍人士就是他們認定的“他者”，可以肆意進行抨擊，看似正義凜然，實則無所顧忌。

“公知體”正是通過歷史、民族、人民、公共利益等這些公眾關注的社會話題，構建共同排外對象，并試圖建立起一個看似團結的“愛國群體”。他們追求極端的同質化和地域歸屬感，以確證“我們中國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但“他者”環(huán)境下的愛國主義則被視為虛偽的道德呈現(xiàn)，進而引發(fā)不同群體間的分歧和恐慌，破壞社會團結穩(wěn)定。

另一方面，由于“公知體”本身所暗含的特定話語方式和語言結構，其所聚焦和討論的更多是社會負面問題，揪住一個社會負面問題便開始進行大張旗鼓、正義凜然的窮追猛打，選擇性忽視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對中國的經(jīng)濟和科技發(fā)展冷嘲熱諷。這種“批判性”的根源來自“公知體”的本質——基于對中國發(fā)展轉型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采取一種全盤否定式的情感宣泄。

這種非理性的批判只破不立，通過無端“扣帽子”過激言行，將“人民”和“危險的他者”簡易化成標簽隨意張貼。煽動性的話語和情感裹挾著大量不明真相的“無名氏”和“盲從者”，在網(wǎng)絡空間進行著集體的狂歡。

這種集體道德的無意識，讓非理性的極端主義聲音在網(wǎng)絡空間和現(xiàn)實層面愈演愈烈，劣幣驅逐良幣，理性聲音也越來越趨于沉默，形成極端的螺旋，擾亂了健康的輿論環(huán)境。

填補互聯(lián)網(wǎng)意義真空，消除“公知體”的生存土壤

填補意義真空

二十年過去了，“公知體”并沒有消亡，反而打響了一場新的“社會認知戰(zhàn)”。但我們在認清了公知體的變異和危害后，也就不難找出應對策略。

在“全員媒體”時代，“認知戰(zhàn)”的勝利和網(wǎng)絡空間的風清氣正，離不開我們每一個網(wǎng)民理性的參與和共治。通過技術賦權提高普通公民參與國家、社會治理的權力，拓寬公眾參與線上線下意見表達的空間和渠道；通過打造主流價值與個人情感共振的交匯點，以個人發(fā)展彌補主流宏大敘事下的微觀敘事，以自覺性的全民共治視角有力應對國內“認知戰(zhàn)”。

開展“社會認知戰(zhàn)”，必須豐富國民意義世界的集體性內涵，培育基于意義與經(jīng)驗的政治國家認同，加強對國民行動目的的社會和集體意義引導，彌補意義真空。

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深化公眾對于自身所處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的理解，從而形成一種更加深厚和廣泛的共識。這種共識不僅僅是表面的一致，而是一種深層次的認同，它能夠讓人們在面對各種社會現(xiàn)象和問題時，有更加堅定和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行動指南。

這不僅涉及到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也包括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如教育、媒體、公共討論等，來引導公眾思考何為正義、何為善良、何為責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推動社會向著更加理性的方向前進。

后真相時代，紛繁復雜的互聯(lián)網(wǎng)輿論場域下，主流媒體也要充分發(fā)揮輿論引導的權威之力，及時報道事實真相，積極回應輿論關切，最大限度遏制非理性情緒的擴張。

面對網(wǎng)絡輿論場中的眾說紛紜，觀點偏頗現(xiàn)象，主流媒體需要提高輿情研判能力，辨明網(wǎng)絡話語中的“公知體”傾向，以權威觀點、客觀事實及時進行輿論糾偏，從跟隨“節(jié)奏”到主動設置議程、“開發(fā)”議題，凝聚社會共識。

當這些意義空間被填補之后，“公知體”自然沒有生存的土壤了。

（黃楚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張迪，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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