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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在北大哲學系跟我一起從本科讀到碩士的同學曾經跟我說，他到了美國才發(fā)現(xiàn)以前學的都是哲學史知識，基本上沒有受到討論哲學問題的訓練。我也很有同感。在國外的哲學講座，絕大多數(shù)是討論哲學問題的。我讀博期間，像庫恩（Thomas Kuhn）和克里普克（Saul Kripke）這樣的大家來做講座，講的是正在探索中的問題，聽眾的問題也都是跟他們商榷的居多。而在國內的大學哲學系里，大多數(shù)的講座是關于歷史（包括當代史）知識的。

請不要誤會，我說這些的意思絕不是說哲學史不重要。哲學史其實非常重要。如果對歷史與特定時期的文本沒有研究，我們就無法知曉古代哲學家提出概念的原意，也無法厘清思想的發(fā)展脈絡。國內有很多一流的哲學史家和學問家，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哲學史研究，即使在西方哲學史某些方面的研究也在前列。我們應該保持這種優(yōu)勢。但是，相比而言，做哲學研究的則很不成比例。為了中國的哲學發(fā)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哲學問題。

第二個不同之處是國內哲學界的學者之間較少有學術層面的直接交鋒，研究儒家哲學的朋友們尤其如此。人們會把哲學批評看作惡意的個人攻擊，怕面子上不好看。所以，表面上大家都很舒心和諧，但是很難有思想上的火花碰撞?？山Y果是，哲學界就缺乏了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而這則是哲學進步的必要條件。

實際上，哲學不是既成的科學真理，任何哲學命題都可以受到挑戰(zhàn)，以及進一步探討。所以，除了要“照著講”和“接著講”，還應該有一些“反著講”，不要總是“順著講”，不能繼續(xù)“疏不破注”?！胺粗v”不是說為了反而反，不是“杠精”，而是要勇于提出不同的看法，推進哲學探索。儒家哲學很大一部分的豐富性恰恰是思想家們“反著講”而成就的。比如，荀子在人性問題上就是跟孟子反著講的；王陽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朱熹反著講的。

王陽明講學圖（圖源：騰訊網）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爸泻弦弧笔且粋€事實判斷還是僅僅是價值判斷？如果是事實判斷，持此主張的人如何解釋有些人知而不行的現(xiàn)象？如果用縮小“知”的定義范圍來解決這里的矛盾，怎么說明其它方面的知識？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進行仔細討論的。

某種意義上，真正的哲學就是會讓一些人不舒服，因為會讓他們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可能有問題。蘇格拉底讓雅典的人不舒服；孔子、孟子讓不少國君不舒服。

有一次我跟一位美國的哲學教授談他到中國來講學的感受。他很失望地說，聽眾都向他請教知識，沒有人跟他討論問題，都把他當作學問家，而不是哲學家，而他非常想聽聽中國學者對他的哲學觀點的不同看法。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們哲學界不同的一面。

我認為，只有通過積極的交鋒，有更多善意的、建設性的批評，哲學才能進步，當代中國才能培養(yǎng)出自己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而不僅僅是哲學史家。如果只是彼此保持距離，各說各話，井水不犯河水，就很難有思想的創(chuàng)新和哲學的進步。

觀察者網：近年來在中國國內興起了一股“國學熱”，但與此同時，也有一股反對過熱的輿論，比如認為《弟子規(guī)》本身并不“經典”，對其熱捧的做法是從臺灣傳來的。對傳統(tǒng)文化，我們也一直強調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精華和糟粕的判斷標準又帶有一定的主觀性。您怎么看“國學熱”？您覺得該如何判定何為精華何為糟粕？

李晨陽：我十幾年前很支持把國學“熱”起來，也回國參加了一些有關活動。我現(xiàn)在仍然認為“國學熱”的主流是傳統(tǒng)文化的復歸，是一個好的現(xiàn)象。但是，什么東西一旦熱起來，就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近來我在思考兩個問題。其一，一個民族應該用多少社會資源來支持文化傳統(tǒng)的復歸與重建？有沒有一個適當?shù)亩龋?

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一個猶太人，就曾問我，你們中國人為什么總是看著過去？她說：“我們猶太人的傳統(tǒng)也很悠久，可是我們不像你們那樣把眼睛總盯著過去。”她的話讓我深思。我覺得一個民族不應該過于迷戀自己的過去，尤其在分配社會資源方面要兼顧思想的創(chuàng)新。

其二就是你說的精華與糟粕的問題。你說得很對，這方面的判斷標準有一定的主觀性。有一些問題需要經過時間的檢驗，不能一下子就解決。我認為，一個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是增強哲學在國學中的作用。我認為，哲學就是要多提問題，有批判性思維，多進行反思，而不是盲目聽別人的宣傳。

我們老祖宗說的話有的是對的，但有的不一定對。我們應該把問題提出來，擺在桌面上，大家評評道理，讓人們有一個自己思考、鑒別的機會。即使我們仍然會有不同意見，不能說服對方，至少我們對有關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其實，我們學習國學的目的之一正是讓人們了解其中的道理，而不僅僅是表面的具體形式。只有經過認真的思考，深入的討論，其中的道理才能彰顯出來。

前不久我在網上看到一位參加了“女德班”的年輕媽媽在飯店教訓小女兒，因為她沒有遵守“三從四德”。旁邊吃飯的其他人看不下去了，上前跟那位媽媽講道理。我覺得，這種交流至少給那位媽媽一個好好想一想的機會。討論的機會多了，我們可以增加對傳統(tǒng)的反思，盡量減少盲目性。對傳統(tǒng)文化的認同應該是在充分反思基礎上的認同。

觀察者網：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相比東亞國家，西方國家大部分都做得很糟，當?shù)卦S多百姓對戴口罩與封城非常抗拒。您認為這主要是由于長期風行于西方的個人主義，還是當?shù)仡I導人決策不夠果斷導致的？

李晨陽：各國抗擊疫情的措施和階段性的結果很值得我們反思。國內的抗疫無疑取得了很大成績，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決定各國抗疫成效的關鍵因素不在于政體類型，而在于另外三項因素：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水平。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個人自由”在民眾的價值追求中占據(jù)的地位。

個人主義跟個人自由有直接聯(lián)系，但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倘若在一個國家或者文化傳統(tǒng)中，個人自由的地位很高，將影響抗疫過程中對各種社會活動限制措施的實施。大體上，民眾對社會限制措施的承受度可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陀^承受度可以有量化標準，例如，當?shù)厥称饭獛齑嫒绾?，民眾是否有錢購買必需品。主觀承受度則取決于民眾是否認為限制措施是必要的，即是否值得他們犧牲某些價值追求。人們對這種必要性的判斷不僅取決于其對疫情威脅的客觀評估，也取決于其對隨之而來的價值犧牲是否值得的主觀評價。

今年五月初美國密西根民眾持槍到州政府要求取消防疫限制措施時，他們認為這是在捍衛(wèi)自己的自由權利。11月12日，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 Jr）在美國聯(lián)邦主義律師協(xié)會年會發(fā)出警告稱，疫情已經造成了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是一位很保守的法官，發(fā)言很能代表美國保守人士的觀點。美國保守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強調個人自由，反對政府干預。拜登取得大選的多數(shù)票之后，說他要親自給共和黨占多數(shù)地區(qū)的州長打電話，說服他們同意強制人們戴口罩。有16個共和黨州長馬上表態(tài)說，別費勁了，戴不戴口罩是個人的自由，政府沒有權力強制。

當然，他們很可能根本不了解疫情的嚴重性和有關措施的必要性。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感染之后，有人就后悔了，表示之前沒有認識到病毒的強大傳染力。在愛荷華州新冠確診19萬人，死亡2000人之后（全州人口一共3百多萬），其共和黨州長最近終于改變了以前主張戴不戴口罩是個人自由的立場，發(fā)布了全州戴口罩的強制令。毋庸置疑的是，在同等情況下，對個人自由要求高的社會中的民眾對限制措施的主觀承受度比其它社會的民眾低，這會直接影響政府有關政策的有效實施和落實。同時，民眾對政府限制措施的主觀承受度又反過來影響政府決策的力度，使其盡量避免推出會被民眾視為過分限制個人自由的強力措施。

作為一個有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我不像美國的保守人士那么高度強調個人的自由，但是我不對他們的價值傾向做惡意的理解。價值取向取決于人們對不同價值優(yōu)先性的取舍。在主流社會里，任何一種價值取向都有其長處和短處。一種價值取向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有利的結果，在另外的情況下則會導致不利的結果，不可一概而論。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里，互相理解是求同存異的前提。否則，彼此只能越來越成為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