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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剛提到他們在2018年就劃出一片面積不小的土地，并積極游說跨國企業(yè)轉移產供鏈到印度，至今已近7年，他們的設想實現了幾成？

劉宗義：總體來看，印度在制造業(yè)發(fā)展上呈現出“點狀突破”的特點，即在少數幾個行業(yè)取得了較大進展，如智能手機、玩具以及制藥業(yè)等領域；而在其他眾多行業(yè)，發(fā)展進程則相對遲緩。不過，綜合來看，印度制造業(yè)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

2018年報道：《三星在印度的諾伊達建了“世界最大”的手機制造工廠》

觀察者網：制造業(yè)有所發(fā)展，但為什么在印度GDP中的占比總體卻呈現出走低的態(tài)勢？現在已經降至14%左右。

劉宗義：莫迪剛上臺時曾提出目標，要讓制造業(yè)在印度GDP中的比重達到25%。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制造業(yè)占比不升反降，從莫迪剛上臺時的約17%一路下滑至如今的水平——不同統(tǒng)計口徑下，這一比例存在差異，有的說法是降至約14%，也有說法是12%或13%。

不過，若從制造業(yè)總量來看，由于印度GDP總額整體呈上升趨勢，按照相應比例計算，印度制造業(yè)總量其實是在增長的，只是其增速明顯慢于其他產業(yè)。這背后的關鍵原因在于，美西方國家對印度的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三產業(yè)——服務業(yè)領域。受此推動，印度服務業(yè)發(fā)展迅猛，其占GDP的比重長期維持在60%左右。在服務業(yè)快速擴張的背景下，制造業(yè)在GDP中的占比自然就相對下降了。

觀察者網：說到產業(yè)鏈轉移，若美國對華關稅長期處于高位——不論是夸張的245%還是現在流傳的分級方案，關稅稅額都遠超特朗普對印度加征的關稅——您判斷，這一差額是否會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到印度建廠？

劉宗義：即便美國對華關稅下調至五六十個百分點，對于企業(yè)而言，開展生意依舊困難重重，畢竟很多企業(yè)的利潤率未必能達到這一水平。

從印度主流媒體所反映的聲音來看，大部分印度媒體對中國抱有極深的仇視態(tài)度，充斥著幸災樂禍的論調。在此背景下，我們看到印度方面正借機炒作相關話題。

在特朗普加稅之前，印度對中國投資就已提出了諸多苛刻條件，比如要求中國企業(yè)員工實現本地化，特別是管理層必須由印度人擔任，中方股權占比要嚴格限制，同時還要求中國企業(yè)轉移技術。而如今，印度的標準愈發(fā)嚴苛，而中國企業(yè)則不得不“低頭”。據他們所言，在特朗普再度加征關稅后，有中國企業(yè)迫于形勢，主動降低與印度合資的標準。有一家中國公司正在談判出售其印度業(yè)務51-55%的股份，原來只愿意出售26%；另一家中國企業(yè)，愿意以占有更低的股權與印度塔塔旗下的公司成立合資企業(yè)。

在印度看來，這就是所謂的“千載難逢的良機”，他們企圖借此機會吸引中國企業(yè)前往投資，進而空手套白狼，攫取中國的資本和技術。

從企業(yè)行為的角度來看，資本逐利是本性使然，很難要求所有資本尤其是私人資本講政治或愛國，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措施——私企的首要目標是生存，很難對其提出過多要求；不過對于一些國企，我認為應當講政治，國家也可以采取更為嚴格的管理標準。

某中企印度工廠內，一名工人正在進行焊接作業(yè)。 資料圖：彭博社

觀察者網：過去幾年，小米、vivo等中企在印度的經歷已提供足夠多的風險預警。據您了解，就化解風險方面，中企的策略有什么提升嗎？

劉宗義：近期我留意到，義烏小商品市場針對印度商家采取了現款結付的交易方式，即要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除此之外，可采取的交易保障方法少之又少。

比如有的人建議循法律途徑維權，然而現實是印度在法律層面存在諸多問題。印度的法律程序極為冗長，而且法律條文經常為滿足自身利益而做出改動，且改動后的法律追溯期甚至能長達幾十年。

所以，對于印度市場，我認為更適合采取“短平快”的商業(yè)模式。不要想著讓我們中國的企業(yè)在印度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印度婆羅門和巴尼亞等階層掌控著大量政治資源與國家機器，如果不是中國官方下場與這些勢力正面抗衡，那么中國企業(yè)在印度的利益將難以得到切實保障。

一言概之，對中國企業(yè)而言，在印度市場的最佳策略是專注于短期、快速、靈活的貿易活動，賺取一定的利潤后就可以離開，而不是想著長期大規(guī)模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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