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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孟維瞻】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戰(zhàn)期間，對日本人的性格進行了深入剖析。她的報告被美國政府采納之后，有效地指導了美國對日本的戰(zhàn)爭，并且在戰(zhàn)后成功改造了日本。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一書，曾經引發(fā)轟動。盡管現(xiàn)在看來這本書已經過時，但當時它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貢獻極大。

美國的漢學界似乎并未出現(xiàn)一部《菊與刀》這樣的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著作

然而，研究中國似乎比研究日本困難得多。美國學者對中國的分析和預測，似乎總是被證明與事實不符，期待總是“落空”。歷史上，美國政府、智庫和大學中的“中國通”往往會卷入爭議，一代又一代“知華派”總是遭受美國國內輿論的指責。有人說，知華派們向政府提供了不準確的情報，誤導了決策，以至于幾十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一錯再錯，最終使得美國在今天的亞洲地緣政治中處于不利的局面，有人驚呼“麥金德的噩夢即將實現(xiàn)”。

雖然不能說所有的“知華派”都是“友華派”，但是歷史上絕大多數(shù)能熟練使用漢語、經常訪問中國、在中國居住和生活過、富有人脈關系的政治家和學者，對中國往往深有好感。最著名的有二戰(zhàn)期間的史迪威將軍、外交官約翰·謝偉思，以及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他們都曾經不同程度地表達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以及對蔣介石腐敗政府的憎惡。1949年之后，這些人被指責為破壞美國國家利益，欺騙了公眾，使得美國政府沒有及時采取措施以至于“丟掉了中國”。在麥卡錫時代，他們首當其沖，有的被清除出政府和大學，有的備受污名化。

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因為同情中國而遭到反華右派的不公正對待

美國“知華派”對中國態(tài)度的變化

幾十年來，美國知華派們對中國性質的判斷，一直主導著美國各界。美國政府曾經多次試圖改變對華政策，但是無法得到主流學界知識上的支持，因而始終沒有下定決心。在20世紀90年代初，老布什和克林頓曾經試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以影響中國的發(fā)展道路。但知識界認為，美國完全可以使用溫和的、低成本的方式引導中國的發(fā)展方向。

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的前八個月，他已經擺出了要和中國對抗的姿態(tài)，但9·11事件之后，美國迅速調整戰(zhàn)略，使得之后的八年成了冷戰(zhàn)后中美關系最好的時期。這也是因為美國學術界、戰(zhàn)略界有充分的知識積累，政府沒有采取與之相悖的政策。2008年之后，美國政界和知識界展開了針對“中國是否正在變得強勢”的爭論。2015年左右，美國國內再次展開對中國的爭論，強硬派取代溫和派占據(jù)主流。

但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極端反華派仍然沒有占據(jù)美國政界和學界的主流。強硬派（或鷹派）不同于極端反華派，二者之間的分歧，要大于溫和派和強硬派之間的分歧，極端反華派與這兩派同時為敵。

最近有兩封公開信很著名，一個是2019年6月《華盛頓郵報》刊發(fā)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的公開信，很快有人又搞了一個要求美國與中國對抗的公開信。前者的簽署人，包括美國政界的知名官員、企業(yè)家和學者，既有溫和派也有強硬派；后者主要是退役的軍官、情報人員，以及7-8個名不見經傳的學者，還有很多是沒有任何身份的人。盡管很多人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沒有在任何一份名單中簽字，但可以肯定的是，主流精英依然主張對中國采取“接觸”（engagement）政策，只不過方式比以前變得更加強硬。

美國政商學界知名人物發(fā)起“中國不是敵人”百人信簽名活動，美國前副總統(tǒng)蒙代爾也簽了名

另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發(fā)表的幾篇文章。他將美國學術界分為“大國通”（大戰(zhàn)略家）和“中國通”（知華派）。他認為，歷史已經證明，知華派們大多對中國做出了錯誤的預測和判斷，而大戰(zhàn)略家在幾十年的預測則得到了驗證，例如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普林斯頓大學的亞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理論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宣稱要如何尊重知華派，但使用的是嘲諷的語氣。

布蘭茲教授或許有一定道理，知華派喜歡炫耀他們在中國的人脈關系，但忽視了國際政治中最為根本性的變量因素，如權力結構。雖然他主張二者應通力合作，才能應對中國，但是他似乎夸大了知華派和大戰(zhàn)略家之間的區(qū)別。

布蘭茲的一位同事說，美國的很多戰(zhàn)略錯誤并不是中國通們造成的，例如卡特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里根時期的國務卿黑格都是大戰(zhàn)略家，但他們在對蘇關系上把“中國牌”看得太重了，以至于對中國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讓步。布蘭茲在霍普金斯大學的另一位同事告訴我，他的觀點雖然獨特而且很吸引人，但遠遠不是美國學術界的主流。不少知華派最近幾年已經調整了對中國的看法，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溫和派，但并不主張“遏制”中國。

與中國“接觸”的主張早在艾奇遜任國務卿的時代，就已經有一定影響力了。美國精英之所以長期以來一直持溫和態(tài)度，主要是因為他們堅信中國最終可以自己擁抱美國價值觀，因此美國只需要“幫助”中國朝那個方向走即可。

在美國人看來，在整個非西方世界中，中國最有可能被改造成為基督教國家。中國政府和民間從19世紀開始的一系列行為，如洋務運動、西學東漸，以及朝廷和民間一致自發(fā)的反儒批孔運動，使得美國人堅信中國與他們的文明是非常同質化的，甚至美國人覺得他們與中國的“共享價值”要多于與他們曾經一度痛恨的歐洲舊大陸。

1911年建立的中華民國，是非西方世界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而當時的日本、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都是君主政體，歐洲有一半以上的國家也不是民主政體。一戰(zhàn)時期，中國加入?yún)f(xié)約國一邊，反對同盟國，前者大多是相對民主的政體（除了俄國之外），后者幾乎全部為君主專制政體。二戰(zhàn)時，美國人對中國的同情達到了頂峰，羅斯福堅定地維護與中國的親密盟友關系，認為美國可以通過中國的支持來主導戰(zhàn)后的亞洲秩序。

即使在1949年之后，美國主流的知華派依然認為，要同情在苦難中掙扎的中國人，腐敗的蔣介石政府被中國人拋棄是合理的，但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明不相容，只要給以足夠的時間，中國必然會重新?lián)肀绹鴥r值觀和模式。盡管美國政客在語言上攻擊中國，但美國對華政策幾經波折卻始終沒有擺脫艾奇遜的遺產。

1905年美國向中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用于建立清華學堂和選拔赴美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