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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太陽花學運一周年之際，觀察者網(wǎng)刊發(fā)了中國社科院李娜老師的文章《臺南虱目魚在大陸怎么了？》，讀過之后，我感受到作者的焦慮和熱切的追問，這急切的焦慮根源于兩岸關系發(fā)展的不確定感，或者說來自兩岸關系如何改善的困惑。

超越藍綠政治的想象與契機

長久以來，中共在處理兩岸關系時都以國民黨為主要交涉合作對象，可說是寄希望于國民黨，偏偏在國民黨重新掌握政權期間，臺灣人民，特別是自認為代表人民和自由的臺灣媒體，對大陸的好感并未明顯增加。臺灣民意厭棄老大顢頇的國民黨政權，并未寄希望于大陸，反而將國民黨與中共視為同伙，而將兩岸合作戲稱為“再一次的國共合作”。

但同時，臺灣民意卻也不見得必然寄希望于民進黨，兩黨表面上在兩岸關系的立場截然對立，但在多數(shù)選民心中，藍綠政治人物其實是一丘之貉，民進黨人并不見得比國民黨人手腳更干凈、更有理想抱負，“政治人物”一詞差不多和黑心食品一樣令人厭棄，民意代表往往不代表中下階層的民意。

多年來藍綠兩黨一面惡斗爭權，一面聯(lián)手綁架臺灣民意，齊心為財團服務、為特權護航，這種負面形象已普遍深入人心。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反黑箱服貿(mào)運動”一事，運動爆發(fā)時，網(wǎng)絡廣泛流傳的懶人包將復雜的兩岸服務貿(mào)易協(xié)定化約為圖利大財團、損害臺灣中小型服務業(yè)，而普通人民從中沾不到什么好處。青年占領“立法院”、癱瘓議事運作，起初是對兩黨“立法委員”的否定（可惜后來運動的訴求并未朝這方向發(fā)展，檢討代議制的局限和“立委”問政的機制），運動期間參與者極力維護自身“清純的”、“公正的”的民間形象，特別標舉人民路線、超黨派立場、拒絕任何政黨人士介入（當然一些受媒體寵愛的運動領袖私下如何和政黨人士暗通款曲又另當別論）。盡管這次社會運動內(nèi)部紛擾不少，但若是正面看待這次運動，參與者表達一種強烈而鮮明的訴求，希望民意擺脫藍綠兩黨綁架，希望代議制能有效傳達民意。這種超越藍綠的政治傾向應該更值得注意，可以說是未來希望之所在。

柯文哲

還有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政治素人柯文哲成為臺北市長候選人，這位素人本業(yè)是臺大醫(yī)學院的教授、醫(yī)生，從未有參政、擔任公職的經(jīng)驗，但他的民意支持度卻遠勝另一位有意角逐的民進黨人。在民進黨“禮讓”臺大醫(yī)學院教授柯P參選臺北市長后，他的競選策略主打推倒藍綠高墻的口號，且在勝選之后，致力于淡化黨派色彩，甚而排斥兩黨勢力介入。他在受訪時曾說：臺灣的政壇需要有一位敢說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而他就想扮演這樣的角色。

總之，在今年3月運動和11月的“地方選舉”之后，超越兩黨政治的第三種政治路線看起來有了實踐和檢驗的機會，巧合的是，伴隨超越藍綠口號的正是“為人民”的訴求。網(wǎng)絡世代的青年眼見現(xiàn)實無望，于是有了打破現(xiàn)狀的嘗試與反抗，將希望寄托于未來的第三種路線，這或是一個改變臺灣社會現(xiàn)狀、煥發(fā)社會活力的契機，也或者只是一種浪漫的想象。

“中國因素”與美國標準

從三月運動到最近的地方“選舉”，所謂“中國因素”的效應都在其中發(fā)酵，“中國因素”這一新詞其實并沒有確切的定義和內(nèi)涵，大概是從英文的政治學論文里翻譯過來，不知從何時開始在臺灣媒體和學術界流行?，F(xiàn)在媒體上流行的“中國因素”主要大概是指“中國”勢力透過種種途徑滲透、介入和威脅臺灣社會。我個人感受較明顯的例子是在中國大陸發(fā)跡的旺旺集團收購臺灣重要的平面媒體《中國時報》，之后旺旺集團的紅頂商人開始介入操縱《中國時報》的輿論，成了獨派人士批評“中國因素”的代表性反面教材（臺灣許多其他媒體背后是否早有其他某某國因素的介入則從來沒有被仔細審視與批判）。這次服貿(mào)的另一爭議焦點是“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疑慮，長久以來的恐共心理又再度升溫發(fā)酵。無論中共官方鄭重表示如何對臺灣方面讓利讓步，一涉及兩岸事務，臺灣的媒體輿論只就愛臺灣的立場與否而論，理性驟然失靈，不再冷靜地明辨是非和真?zhèn)?。（媒體惡質(zhì)化也是一大問題，各大媒體的報導競相蘋果化、戲劇化，記者言論煽情聳動，彷彿不必為報導負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