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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月2日），24歲的“美女作家”蔣方舟在新浪微博、騰訊“大家”等媒體發(fā)表文章《年輕人最大的敵人——由臺灣“太陽花”運動說開》，在一個既年輕又長大了的年紀，道出了她目睹臺灣學運后對“人生太難預料”的無力感嘆。而這聲感嘆的背景，正是文中提到的學運至今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聲。

以下為蔣方舟全文：

前幾天我在臺灣，恰好碰上了臺灣學生的反服貿(mào)游行——“太陽花”運動。

“太陽花”運動

這是我第三次到臺灣，對臺灣的印象也隨著每一次的觀察，發(fā)生著不可逆轉(zhuǎn)的變化。第一次去臺灣時，還停留在粗淺的驚訝和贊美上：“這里的食物真好吃，這里的人民真友善。”這種好，并不真實，像是看一出《寶島一村》之類的話劇，所有人齊心戮力演出，主題為“溫良恭儉讓的和諧社會”。

第二次，恰逢“洪仲丘”事件：一名叫做洪仲丘的年輕人，在退伍前夕，因為違反軍規(guī)被實施“禁閉”處分，不當操練猝死。我那時在酒店房間的電視上天天看新聞節(jié)目，聲嘶力竭的主持人竭力渲染社會之黑暗。出了酒店，就是游行的隊伍。出于某種古怪的心態(tài)，我與其說是失望倒不如說是放心：原來這個社會是真實的，它并沒有那么好。像是話劇結(jié)束，看到演員在后臺卸了妝也會抽煙會口吐三字經(jīng)，心里反而松了口氣。

第三次到臺灣，就遇到了這場臺灣二十多年來最重要、也最特別的社會運動。

兩個臺灣大學的年輕人，帶領我游覽臺大校園。一個尚未畢業(yè)，就讀于社會系；另一個剛剛從臺大的戲劇系畢業(yè)。

之前從未謀面的她們，一見面就對我講起她們參與這場社會運動的興奮——她們在這十幾天中，都一直是熱情的參與者。

戲劇系畢業(yè)的女生，參與編導了一部叫做《玫瑰色的國》的話劇，話劇講述了臺灣幾十年來的學生運動，并且預言二十年后的臺灣。話劇名出自歌手張懸的《玫瑰色的你》，海報上印著歌詞：“玫瑰色的你，你是我生命中最壯麗的記憶。我會記得這年代里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經(jīng)不僅是你自己。”

我記得自己剛上大學的時候，極其迷戀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它被稱作“薔薇色的革命”，因為革命者不是揭竿而起的饑餓的人，而是薔薇色臉頰的年輕人，涌上街頭。

他們表面上是因為不滿法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實際上，憤怒是為了到達某種虛幻的彼岸。就像是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寫道的：“我要這個世界/并且要它原來的樣子/再一次地要它，永遠地要它/我貪得無厭地嘶喊著：/重新來過。”

整個“五月風暴”雖然是政治性了，也不乏暴力和沖突，但是卻充滿了某種節(jié)慶式的狂歡，某種末日的迷醉感，貝托魯奇依此拍攝的經(jīng)典電影《戲夢巴黎》可見一斑。連墻上寫的標語都充滿詩意：“要么一切，要么全無。”“Generalwill against the will of general（以眾人之意對抗將軍之意）.”

一兩年前，我有幸見到了當時的一位重要學生領袖，他那時是為自己出版的一部自傳式小說做宣傳，在書中，他反思了革命和青春的雙重荒謬——他年輕時，甚至在幾乎對中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就成為了一個“毛主義者”。他說用十年才走出”革命”后的失落和空虛。這種如狂歡結(jié)束的寂寥不奇怪，托洛斯基說：“革命，是如此歡愉。”

我問他對年輕時候是否后悔，他說并不，“可是如今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錢的霸道讓人無法忍受”。

1969年，戴高樂下臺，披頭士發(fā)行暢銷專輯，嬉皮士出現(xiàn)，搖滾歌手是時代的巨星，東京大學取消入學考試。

一個當時的年輕日本學生，如今的中年人，微笑著向我回憶他當時所在的高中教室，隔壁的建筑就是披頭士來日本下榻的賓館，他們一下課就拿著望遠鏡去看約翰•列儂是否出現(xiàn)在陽臺。他也是日本1969年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和大家手挽著手走向街頭，半路上忽然發(fā)現(xiàn)和他挽著手的是一名警察，趕緊撒腿就跑。

他向我回憶這些往事的地點是在他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是在首相官邸——他如今是一名政治家。

人生太難預料，永不說“永不”。

說回臺灣，我曾經(jīng)納悶了很長時間，為什么很多年輕時激進活躍的知識分子、作家和學者，現(xiàn)在反而會對這回的社會運動保持出觀望和警惕，甚至有些許無奈，些許嘲諷，些許縱容地覺得：“你們鬧吧，鬧鬧就好了。”

后來我也想明白了，年輕人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長大了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