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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檔案資料顯示，自1990年以來，劉艷蘭到北京上訪共計17次，赴京非訪3次。她到西江辦事處、區(qū)信訪局、市信訪局等地上訪不計其數(shù)。我曾就劉艷蘭的上訪歷史詢問過Z村的村干部。他們說劉艷蘭上訪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但是以前上訪遠不如近幾年頻繁。其上訪頻率大幅度增加也就是最近六七年的事。有干部甚至夸張地說“一個星期工作日五天，劉艷蘭至少四天來上訪，有時候一天還不止來一次”。

劉艷蘭還利用到北京等地上訪的機會去旅游。她去北京上訪時，先自己玩幾天，待時間差不多時再跟地方政府干部聯(lián)系，要求地方干部將她接回。車票、食宿等費用都由地方政府支付。地方干部有時候跟她開玩笑說又去北京免費旅游了。有一次，劉艷蘭還在區(qū)信訪局向我們展示了她赴北京上訪時旅游的照片。

對于劉艷蘭而言，上訪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與那些確實遭受巨大冤屈、激憤難已、一臉嚴肅的上訪老戶相比，劉艷蘭似乎顯得格外輕松，沒有什么心理包袱。她在上訪時常常跟基層干部有說有笑?；鶎痈刹克坪跻呀浟晳T了她的存在。如果劉艷蘭隔一段時間沒去上訪，有的干部還覺得奇怪：“劉艷蘭咋沒動靜了呢？”

據(jù)了解，劉艷蘭的兒子、兒媳婦都不愿意讓劉艷蘭帶孫女，因為劉艷蘭之前經常帶著孫女去上訪，兒子、兒媳擔心這樣對小孩成長不利。

從劉艷蘭的殘疾證來看，她的精神殘疾等級為四級，屬于輕微精神殘疾。她似乎未患上明顯的精神疾病，但從我們跟她的談話以及她所寫上訪材料之中又會發(fā)現(xiàn)其語言、思維邏輯的混亂和跳躍。

劉艷蘭平時常常嬉皮笑臉，跟政府工作人員開玩笑、拉家常。但是，劉艷蘭有時候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突然破口大罵，并伴隨有過激行為。比如，她有時候強行闖入政府辦公樓，要求見領導。用當?shù)馗刹康脑拋碚f就叫“發(fā)神經”。當?shù)馗刹靠偨Y的經驗為“不能把她（劉艷蘭）惹惱了”。

2009年9月25日，劉艷蘭試圖強行闖入C區(qū)委辦公大樓，被保安阻止。期間，劉艷蘭跟保安爭吵起來。隨后，劉艷蘭脫光上衣繼續(xù)吵鬧，保安見狀趕忙阻止，雙方發(fā)生推搡拉扯。據(jù)說，保安最后采取強制措施控制劉艷蘭（有人說保安把劉艷蘭打了一頓，至于是否屬實不得而知）。

2012年7月16日，劉艷蘭在C區(qū)信訪局大吵大鬧，要求跟正在接訪的政法委書記趙鶴冬見面。西江辦事處副主任龍光巖和其他幾人趕來信訪局將劉艷蘭帶走。當時，龍光巖還訓斥了劉艷蘭。經我長期觀察發(fā)現(xiàn)，平時跟劉艷蘭熟悉的人即使訓斥她幾句，她也不會生氣，貌似無所謂。

六

對于劉艷蘭的上訪行為，我們不宜簡單地將其視為胡攪蠻纏，也不宜武斷地給她貼上一個“精神病”上訪的標簽，而應該將其放置于村莊社會中去理解。

劉艷蘭在村莊中屬于邊緣人物。由于劉艷蘭家所在的門宗小，且她自己沒有兄弟，又是招的上門女婿，這樣的家庭實力決定了她家在村莊中居于邊緣地位。我們從她的一些上訪材料中也可以窺見她自我感覺在村莊中受到鄰居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比如，2012年9月10日，她在一份赴京上訪的材料中寫到：“我男到女家落戶，為什么不平等，引起我來進京，難道我不是中國人嗎？能叫法律平等嗎？”在一個講究男丁數(shù)量的村莊社會中，家里男人少，自然在村莊中難以立足，難免受到其他鄰居的欺負。劉艷蘭從小生長在這樣的的環(huán)境中，可能也沒少受氣。更何況劉艷蘭的丈夫是上門女婿，且沒什么過硬的能力，家庭經濟條件較差。

但是，性格要強的劉艷蘭不愿意面對這一現(xiàn)實。她希望能夠改變現(xiàn)狀和命運。于是，她一旦跟鄰居發(fā)生矛盾時，便認為是他人在欺侮自己。為抵御“外侮”，要強的她就必須跟鄰居斗爭到底。所以，我們看到，劉艷蘭家常常與鄰居發(fā)生矛盾。一旦覺得自己在爭執(zhí)中吃虧，便訴諸于政府。正因此，她上訪反映的問題大多都跟鄰里矛盾糾紛相關。

劉艷蘭的斗爭行動實際上是為了撫慰她那要強而又脆弱的心靈。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村莊邊緣人跟村莊主流社會的抗爭。有人說，劉艷蘭“欺軟怕硬”。這話可能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劉艷蘭性格要強，自然需要通過欺侮弱小來彰顯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劉艷蘭自身其實也是個弱者，是個社會邊緣人，她難以挑戰(zhàn)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

劉艷蘭與周邊諸多鄰居發(fā)生矛盾，狀告鄰居和村干部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自然得罪了他們。她被鄰居們排擠。再加上她長期上訪，村干部對她沒什么好臉色。因此，她在村莊社會中被邊緣化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但是，她又希望在與鄰居的斗爭中挽回面子，凸顯自己的存在感。無怪乎C區(qū)信訪局干部穆某曾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劉艷蘭的信訪問題，那就是把劉艷蘭的鄰居全部抓起來，關進牢房，劉艷蘭攢足了面子，這樣她就不會再上訪了。但你說可能嗎？”

據(jù)說劉艷蘭年輕時比較正常，并沒什么精神問題。但近二十多年來她一直不服輸，與鄰居抗爭到底。她內心長期壓抑的憤怒和漫長的上訪之路，可能給她的精神帶來較大負荷，以致她心理變得越來越扭曲和偏執(zhí)。

劉艷蘭長期上訪，也讓當?shù)剜l(xiāng)村干部煩不勝煩。我注意到，劉艷蘭在她的《殘疾人證》空白處寫到：“現(xiàn)在辦事處認為我給他們出難題，我還得受氣被打?！庇行└刹空f：“這個人（劉艷蘭）賴得很”。西江辦事處必須安排一名班子成員負責劉艷蘭的穩(wěn)控工作。如今，負責穩(wěn)控劉艷蘭的包案領導已經更換過多次。辦事處副主任龍光巖調離之后，黨委副書記陳列洪和武裝部長楊興華曾先后接手劉艷蘭的穩(wěn)控工作。

一方面，對于劉艷蘭反映的矛盾糾紛，鄉(xiāng)村干部必須出面幫她處理；另一方面，鄉(xiāng)村干部也明知劉艷蘭上訪就是要“搞點錢”。所以，只要劉艷蘭在重要敏感時間（比如每年兩會、國慶節(jié)等）不去越級上訪，那么鄉(xiāng)村干部不會對她采取穩(wěn)控措施。在處理劉艷蘭反映的問題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地方干部在調處糾紛時只顧眼前，一味強調停訪息訴，而不顧后患，這容易誘發(fā)短期行為。地方政府采取的策略是：給劉艷蘭提供救助進行安撫。只要劉艷蘭不上訪，就這樣一直耗下去，直到劉艷蘭再也無法折騰為止。同時，我們似乎也要發(fā)問：在既定的制度環(huán)境下，對于劉艷蘭這樣的上訪者，地方政府除了盡量滿足其訴求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出路？

2017年2月21日，江蘇省人民來訪接待中心，省信訪局的干部職工在義務獻血。 （@東方IC）

原本，作為村莊社會的邊緣人，是無力甚至不可能跟村莊主流社會相對抗的。即使劉艷蘭被鄰居欺負，那么很多時候她也必須隱忍退讓。但是，信訪制度為村莊邊緣人抗爭主流社會提供了制度依托。特別是近十多年來，隨著信訪體制的強化，劉艷蘭贏得了“崛起”的機會。她可以將上訪作為斗爭的武器，來狀告鄰居和鄉(xiāng)村干部。面對信訪維穩(wěn)的高壓線，基層干部必須重視劉艷蘭的訴求。在處理矛盾糾紛時，他們甚至常常不得不偏袒劉艷蘭。此外，基層政府還為劉艷蘭提供了多次信訪救助。

在這個意義上，信訪制度為村莊邊緣人提供了崛起的機會。信訪體制的強化為弱勢群體提供了利益訴求的渠道，同時也為某些乘機謀利者創(chuàng)造了舞臺。它不斷將新的社會事務吸納進入行政體制，不斷再生產出新的上訪群體。

問題在于，村莊社會中的不少行為和現(xiàn)象都是內生的，是可以依靠村莊社會內部自我調節(jié)得以解決的。有的問題可能本來就是村莊社會存在和運轉的附屬品，而不需要刻意去解決。比如，家族勢力小的家庭村莊社會中地位較低、上門女婿在村莊社會中受歧視等等。這些問題都跟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地方社會傳統(tǒng)和文化緊密相關。它們也構成了鄉(xiāng)村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組成部分。正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村莊才成其為自洽的村莊。

但信訪體制強化之后，這些社會事務被傳導和吸納進入行政體制。我們試圖依靠國家力量來應對這些問題，去解決這些小事。但實際上，國家也并非萬能。它同樣有其力所不及之處。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官僚體制變得越來越緊張，運轉越來越低效，國家資源又被大量浪費，而小事仍然繼續(xù)存在。恰如劉艷蘭那樣，自身訴求沒法解決，卻使得自己走上了一條上訪的不歸路。她自己也從一個正常人變得越來越扭曲和偏執(zhí)。由此，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國家塑造農民抗爭行為的微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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