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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wǎng)開設專題視頻節(jié)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zhàn)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九、終于迫使蔣介石合作抗日

這一節(jié)的主題是：終于迫使蔣介石合作抗日。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盡管由于張學良送蔣和東北軍“二二事件”內(nèi)訌，導致西安對南京主動性換位和西北“三位一體”瓦解，但大勢已經(jīng)改變，具有根本性的推動合作抗日的主動權，我們卻牢牢把握著。

蔣回南京后，議決1937年2月15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關系和對日政策問題。為了影響和促進國民黨轉變，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通電，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

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nèi)戰(zhàn)，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zhàn)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國民黨能確定這五項國策，中國共產(chǎn)黨愿作出四項保證：（一）在全國范圍內(nèi)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qū)政府區(qū)域內(nèi)，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zhí)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共同綱領。[1]

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文

這是我們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毛主席說：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作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2]在他看來，各項原則不能兼顧時，一般原則應當讓步和服從于更大更重要的原則。

這個通電發(fā)出后，推動了國民黨內(nèi)部抗日派反對親日派的斗爭。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決議中，雖然仍使用了反共語言，但所提談判條件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條件相近，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接受了中國共產(chǎn)黨倡導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

這個轉變值得高興，但這只是轉變的開始，還要經(jīng)過反反復復的倒退和針鋒相對的斗爭，最后也是加上外部形勢逼迫才有結果。

蔣介石邀周恩來去南京談判，但是，他重新宣布“剿共”，還扣留了張學良，如此不講信義能去南京嗎？最后決定，周恩來與國民黨中央軍剛剛進駐西安的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先開始了第一輪談判。

毛主席、張聞天向周恩來提出談判的主要內(nèi)容和條件：第一，關于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政治立場，參閱致三中全會電。第二，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12個師4個軍，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第三，餉項，如對方允即改番號，即照中央軍待遇領受，如對方仍欲緩改，則每月接濟至少80萬至100萬。第四，如有國防委員會的組織，紅軍應派代表參加；如暫時無此種組織，紅軍亦需要駐京代表參與國防準備。第五，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黨員、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3]

毛澤東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拍攝）

朱德在延安（美國記者斯諾拍攝）

還提出，我們要參加軍事機關如軍委會、總司令部、國防會議等，政治集會如各派各黨之代表會議、國民大會等，抗日時參加政府；我們的防地要包括金積、靈武，如果東北軍調(diào)走，還要包括海原、固原、鎮(zhèn)原及西峰鎮(zhèn)等，因為現(xiàn)有防地實在不夠；還有，陜甘以外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一律改民團或保衛(wèi)團，千人以上者亦然，絕不宜調(diào)來陜甘集中；拒絕南京派政治訓練員。在政治上，他們實行五條，則我們實行四條，這是我方最低條件，不能再讓步了。還提出，要求國民黨當局令二馬對西路軍停戰(zhàn)讓防。[4]自從西路軍陷入困境后，中央多次利用談判渠道交涉。

但蔣介石另有打算，密電顧祝同進一步削弱和控制紅軍：關于紅軍，我們提出的是12個師，蔣介石只準編4個團制之師兩師，8團兵力15000人，不能再多；各師參謀長與師內(nèi)各級副職，自副師長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其他待軍事辦法商妥后，再由周恩來去南京另議。[5]

這樣的條件差距太大，第一輪談判由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