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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次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魏尚進：2020年兩會期間關于我國約有6億人口月均收入為1000元的話題，引發(fā)了廣泛熱議。那么，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能夠擴大到什么程度？假如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呈現(xiàn)出一個橄欖型的格局，這對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有什么意義？

李實：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社會的重點在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這同時也取決于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定義。國家統(tǒng)計局的標準是：一個標準家庭的年收入在10萬-50萬元之間則為中等收入群體。按照這種標準，全國14億人口中大概有5億人左右的中等和高收入人群，其中高收入人群不足1億人，中等收入群體 規(guī)模大約4億，占整體人口比例不足40%。

在這種情況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的一個辦法就是促進潛在的中等收入人群———即現(xiàn)在的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轉變?yōu)閷嶋H的中等收入群體。我們有9億低收入者，他們中每年約有一定比例的人群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

經(jīng)過10年左右的時間，有2億低收入者轉變?yōu)橹械仁杖肴后w，會形成６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只要我國能保持較高的經(jīng)濟增速來支撐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 （超過社會平均增長速度），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guī)模可以達到50%左右。

魏尚進：怎樣使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更快地增長？

甘犁：我認為政府沒有必要干預市場，政府真正應該做的事是改良二次分配的政策。2018年、2019年的減稅政策對于擴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作用不大，因為它對中低收入人群的關注度不夠，導致他們未能享受到減稅紅利，而真正的受益者是已有的中高收入及高收入人群。

另外，想要真正推進收入分配變革，一個不得不關注的概念就是“負所得稅”。這在全球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美國將近一半的人所得稅為負，即從政府獲得的轉移支付補貼超過了上繳的稅收。國家要改良二次分配政策，實施繼續(xù)減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補貼低收入人群等措施。這同時也有益于推動中國的消費增長，擺脫對投資、基建和外貿(mào)的嚴重依賴，真正實現(xiàn)內(nèi)部的大循環(huán)。

《尋找經(jīng)濟最優(yōu)解》。作者：魏尚進

低收入人群保障需要靈活且及時

魏尚進：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具有較高的儲蓄率，這主要是中、高收入家庭的貢獻。數(shù)據(jù)表明許多低收入家庭其實并沒有多少銀行儲蓄，收入基本只能涵蓋基礎消費需求。一旦家庭面臨疾病和各類天災人禍的沖擊，沒有儲蓄抵御的話，其抗風險能力就非常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低儲蓄率的家庭和人群也需要政策特別關注。如何去幫助這些低收入家庭提高抗風險能力，這方面是否也有可以探索的空間？

李實：一方面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儲蓄率；另一方面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的收入，這樣他們才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只依靠低收入人群自身的努力來增加儲蓄率效果甚微，一部分低收入人群不是不愿意儲蓄，而是沒錢儲蓄，還有一些低收入人群為了防范未來風險，還是不得不進行儲蓄。

在這個意義上，公共政策仍有很多探索空間，如果我們的養(yǎng)老公共服務能夠提供更高的待遇或者更好的保障，很多低收入人群就不需要自己存錢養(yǎng)老了。還有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儲蓄的目的在于對未來的醫(yī)療需求。如果想要降低他們儲蓄率，關鍵在于要消除公共服務不足帶來的未來不確定的影響。

甘犁：我同意李實教授的觀點，預防未來風險是儲蓄的重要因素，但是就目前而言，這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中，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 （養(yǎng)老、醫(yī)保等）大幅改善，現(xiàn)在幾乎是應保盡保。可是在保障程度提升以后，我們的儲蓄率并沒有降低，在過去十年實際上不降反升。這其中可能有包括男女比例失衡等很多原因。我這里所說的消費不足與收入差距有關，也和轉移支付不足有關。

所以我們要把對低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幫扶與經(jīng)濟增長放在一起考慮。我國政府要堅持對中低收入群體實施大規(guī)模轉移支付，通過補貼分享經(jīng)濟增長的紅利。這對促進中國經(jīng)濟增長、降低收入差距、刺激消費、減少儲蓄都有良好的作用。

魏尚進： 我們在構思怎樣更好地幫助低收入家庭時有各種政策選項可以考慮。例如，可以直接給一些家庭無條件的收入補貼；也有一些城市推出了消費券的形式，由政府來補貼消費。在各種嘗試里，哪種做法是最貼合中國國情的？有沒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值得在全國推廣？

上海：2億電子消費券助推55購物節(jié)。圖源：視覺中國

甘犁：杭州是最先推出消費券的城市，一些評估認為其發(fā)行的消費券可以使消費有好幾倍的增長。我認為在短期內(nèi)消費券也許作用會較大，在長期則不太可能。但在中國，“消費券”這一概念的普及更具有意義。此前只有杭州在2008年做過消費券的嘗試，之后并沒有其他城市接續(xù)而上。現(xiàn)在地方政府愿意拿出來一些真金白銀和商家聯(lián)合起來發(fā)行消費券代表著一個巨大的觀念轉變。

李實：我們首先要認識到這次疫情對于中國的影響是短期的。應對短期外部沖擊的最好辦法還是社會救濟制度。要讓低保更具靈活性，包括失業(yè)保險等其他保障制度。當前，一些地方實施的依然是常規(guī)的社會保障措施，沒有考慮到突發(fā)事件所帶來的影響。

如果我們的低保制度能夠做到每個月甚至是每周對困難群眾進行評估和識別，然后把這種制度向全社會推廣，就能及時有效地應對外部沖擊；在人們收入低于救濟標準時，可以馬上去民政系統(tǒng)申報，那么困難人群就能很快得到及時的救助。因此，只要能夠使制度更好地與現(xiàn)實融合和對接，那么它將比發(fā)放消費券更有效果。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疫情給了我們一個啟示：社會治理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能不能適應類似的突發(fā)事件？有了這次的教訓，我們應當對社會治理作出相應的調(diào)整，使其更加靈活有效，增強應對突發(fā)事件沖擊的防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