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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我們注意到您最近在媒體發(fā)表了一篇關于中國人均GDP過萬的文章，您提到了這一指標對中國的重要意義，一方面是重大突破，尤其是我們國家還在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過程當中，但另一方面這兩年經濟放緩，再加上疫情沖擊，民眾的生活受到沖擊，對經濟的預期并不好，對于國家發(fā)展和個人經濟提升之間的共情也不高，所以您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怎么來理解人均GDP破萬，以及普通民眾心理落差之間的問題？

曹和平：人均GDP到1萬美元高不高？相較于美國的6萬美元、香港的4萬和新加坡6萬美元來說，確實不高；但是從平均意義上來說，人均GDP過萬，又確實是一腳踏進發(fā)達經濟的門檻里邊去了。這是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到了這個時候，社會上會出現一些特別奇怪的現象，人們吃飽了穿暖了，會開始注重教育方面的發(fā)展，他們會去看別人念書怎么樣，會抱怨自己沒找到好工作。當人均GDP處在4000-6000美元階段時，家庭對教育的積極性、對教育的支出沒那么高，但慢慢起來了，對教育質量的要求、也就是有效教育的需求逐漸提升了。

而有效教育的一個最重要結果，就是盼望公平，盼望自己的職業(yè)生涯和別人有一樣的發(fā)展。我們高中以前的教育，是義務教育，都是國家財政撥款，沒有太大差別；也就是說，當人們處于這一收入階段時，相互之間的差別不大，個人對教育的支出份額也不高，當然不排除有些家庭收入低，但對教育看得很重。

那么，現在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重視教育的人群比例就大大提高了。對有效教育的需求提高以后，人們首先要求的是公平。今年“兩會”期間，就有委員提出，建議北大清華按各省考生比例招生。雖然不是以家庭為單位要求，但是以地域為單位提出的要求。這反映了人們對有效教育的一種期望，這其實是好事；只是說一旦涉及到公平，就會有些“麻煩”。

當經濟發(fā)展處在1萬美元以上，通常是收入兩極分化。為什么111個國家中——如果把美歐日等幾個戰(zhàn)前發(fā)展起來的國家去掉的話，二戰(zhàn)至今，實現增長的國家就中國一個，韓國都算不上。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在低收入階段形成了兩極分化，尤其像通過出口退稅等優(yōu)惠政策，很多企業(yè)家早就把錢揣進自己兜里了。

但中國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中國政府發(fā)起了全面脫貧攻堅戰(zhàn)，致力于幫助7000萬絕對貧困人口脫貧，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沒有這一步，想想這幾年在香港地區(qū)、在中國周邊發(fā)生的一些騷亂，可能就有機會滲透進來；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大陸年輕人質疑香港的暴力游行以及西方國家的幕后操控，這是全世界發(fā)展經濟學的反?，F象。這說明在全世界范圍內相比，中國雖然也有兩極分化，但是普通老百姓在衣食溫飽問題上沒有受到直接的人身威脅。

所以，人們要求有效教育，但并不能反映到反對兩極分化上去。當下，最直接的一個表現就是所謂的“躺平”，我不要了，反正我怎么干也干不到那個程度，我也不參與你們這個游戲了。躺平所體現出來的憎恨，本質上是一種犬儒主義，但不是貧困極端分化、街頭“顏色革命”，這兩者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但在一個序列上。

正是因為這7000萬人口脫貧，使得中國越過了1萬美元的門檻，我們就沒有犯下中等收入經濟邁向高收入經濟時的陷阱，也就是“收入不平均，街頭顏色革命”的陷阱。這一點，我們國內經濟學者都沒有特別注意。

2019年11月8月，巴西前總統(tǒng)盧拉出獄。圖自央視

其實，有一個詞叫“degree of social tolerence”，“社會容忍度”，就是說社會對不平均容忍度比較大的國家，一定會走向發(fā)達經濟；反之，社會對不平均容忍度小的國家，大多會在1萬美元的門檻上就被掀翻。有三個國家，就是典型例子，一個是巴西，1987年巴西就進入發(fā)達經濟水平，但受到1997年金融危機影響，一下子栽下去了，2008年前又進入發(fā)達經濟，但現在又回到七八千美元，街頭游行，總統(tǒng)盧拉被抓，亂象叢生。

那么，相比之下，韓國也幾乎把每任總統(tǒng)抓起來了，但為什么又進入發(fā)達經濟了呢？韓國社會的群體分布中，受基督教、街頭革命影響的有一部分，受儒家文化的也有一部分，兩者相互對沖，最后還是回歸到經濟發(fā)展上來，他們國家有一群英雄主義者。這和日本又有所區(qū)別。

“躺平”或是“被平均”，雖然是當下社會上對不公平的一種反映，但是要看到中國歷史上的積淀，以及中國共產黨主政下，有意校正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差距、不同人群收入之間的鴻溝，且這些政策仍在持續(xù)不斷地實行。

所以，你說中國在這方面存在問題嗎？存在。問題大嗎？非常大，但是和社會分化嚴重國家里面的發(fā)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又是處在良性的、可化解的范圍內。有些地方已經進入發(fā)達經濟水平了，問題也沒解決，比如臺灣地區(qū)，天天在“立法院”吵架，香港地區(qū)，別人隨便一戳，就上街了；再比如美國，大批民眾把國會山都沖了，法國街頭黃馬甲更是鬧了不知多少次。

就像現在俄烏兩國，俄羅斯的社會容忍度相比烏克蘭更高，但事實上烏克蘭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收入水平比俄羅斯高，而且地廣人稀，資源比較豐富，擁有全歐洲最大的煤礦之一，又是全球第二大糧食出口國，被譽為“歐洲糧倉”，僅是俄羅斯油氣管道從它那經過，一年就是近100億人民幣的過路費。但即便如此，烏克蘭還是向往歐洲，拼命想擺脫俄羅斯，而就在這么做的過程中，把自己國家給干掉了，好幾任總統(tǒng)在街頭革命中被趕下臺，現在國家也陷入戰(zhàn)火甚至分裂之中。

2013年，烏克蘭爆發(fā)“顏色革命”，社會撕裂，經濟惡化衰退，東部地區(qū)陷入流血沖突，人均GDP在2018年淪為全歐洲最窮國。圖自大公網

所有這些事情，對我們而言，都是警示。當中國人均GDP越過1萬美元，用于有效教育的支出傾向提高以后，人們對社會公平的需求可以在一套良性機制內被解決，但是解決的路徑還很長，而且以后還會出現。

話說回來，中等收入經濟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階段，都會出現社會撕裂，它其實反映了人們對高生活的一種調整和適應。當社會在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上出現分裂，哪個國家能把分裂給較好地解決，哪個國家就能進入發(fā)達經濟，你看印度、巴西、印尼、馬來西亞、泰國、阿根廷、南非，這些國家都沒能進去。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可是這個問題是處于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之間的一門學問。它既是美國的問題、歐洲的問題，也是中國等所有經濟體的問題，聰明者能有驚無險地過去，而糊涂人就在這個問題上被干倒。只是現在很多人都不討論，但它確確實實是一個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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