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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中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進程。一百七十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面對的是“救亡圖存”和“振興中華”這兩大歷史性課題，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之前仆后繼、不懈奮斗，其間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歷史性選擇。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徹底解決了綿延百年的“救亡圖存”懸題；而經過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fā)展舉世矚目，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成功地開創(chuàng)了一條獨具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夙愿在一定的意義和程度上得到了初步的實現。當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時，怎樣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不可回避地又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由程亞文、王義桅合著，群言出版社出版的《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一書，試圖在這方面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思考。這部著作以“天命”為主線，在縱論時代巨變和中國復興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如何成為領導型國家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如果套用前兩個歷史性課題分別用“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四個字來表述的話，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似可以用“引領世界”四個字來概括。本書除前言和結束語外，共分“回到常規(guī)的世界”、“文明中國的再出發(fā)”和“開創(chuàng)一個新時代”三個部分，在敘述上則分為依次遞進的三個層次：一是“世界怎么了”，談世界發(fā)生的重大變革；二是“中國的新使命”，談中國要站在自身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新高度，承擔起引領世界的歷史責任；三是“中國如何做”，談中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具體戰(zhàn)略運籌。正如喬良將軍在為本書所作的序中所說，讀罷全書，令人振奮的不僅是那些讓人血脈賁張的文字和不失理性的進取心所激發(fā)出的民族自豪感和責任感，更是作者站在人類文明高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所做的思考。

程亞文、王義桅/著  《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群言出版社出版

本書在前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這樣一個判斷：“2008年以來的歐美金融危機及西方世界的衰落景象，顯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所形成的全球治理體系已陷入崩潰，西方世界近世以來用以處理自身及全球性問題的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效用已發(fā)揮到極致，世界急需新的國家走到前臺，提出并實踐新的價值觀念、知識體系，推進新的制度安排，為全球生活提供公共產品?！比珪械恼撌龆际菄@著這個判斷展開的。

眾所周知，由于西方國家在文藝復興時代之后，率先在全球開啟并完成了其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因此，過去的幾百年是西方國家建立世界秩序并主導世界歷史進程的幾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總體上說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在主導世界秩序，盡管有過不短的美蘇兩霸對峙和共治的冷戰(zhàn)時期，但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冷戰(zhàn)的結束，世界的秩序主要是由美國在維持的。具體來說，現今的世界秩序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所提供的思想、知識、制度、組織乃至經濟、金融和軍事力量建立起來并維系著的。在思想、知識、制度層面有普世價值、選舉民主、議會政治、多黨制、福利制度，在組織層面有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七國集團等，在經濟、金融層面，美元始終保持著全球“一幣獨大”的地位，在軍事層面有北約和美國主導的雙邊和多邊同盟安全體系及遍及全球的軍事基地。改革開放以來，在科學判斷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fā)展的情況下，中國有原則地、有條件地、逐步地融入這一世界秩序，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并抓住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取得了超常的經濟增長，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

然而，最近十多年，世界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政治動蕩表明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出現瓦解的跡象，美國及其盟國所打的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幾場戰(zhàn)爭導致國力大受損耗，只得草草收場，2011年席卷西亞北非的“革命”對美國來說也是事與愿違，而當前的烏克蘭危機、IS突起和敘利亞內戰(zhàn)恐怕更是美國所難以承擔和解決的。問題還在于2008年爆發(fā)的歐美金融危機以及其后演化出的債務危機，不僅暴露出歐美國家產業(yè)空心化和過度福利的嚴重問題，還說明他們所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難以為繼。這些正象本書所說：“西方世界當前的狼狽局面，無疑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歐美用于解決自身及國際問題的那些方案業(yè)已失效，霸權體系面臨解體?！憋@然，當今世界需要新的力量、新的思想、新的知識和新的制度，來建立新的秩序。這一點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提出世界正在迎來自由民主制度一統的“歷史終結論”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意識到了，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看法，并把研究的視角轉向中國，包括古代中國和現代中國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