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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 陶立烽】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兩千年前嚴子陵（兩漢之際）的高潔，讓在他之后一千年后貶居睦州（后因方臘起義鎮(zhèn)壓改稱嚴州，今屬建德）的范仲淹，揮筆寫下了《嚴先生祠堂記》。

又過了一千年，一位文人在這段穿越時空的風骨佳話上又續(xù)上了一筆。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風光。圖為嚴州古城 IC photo

近日，浙江建德籍的歷史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楊斌歷時十余年創(chuàng)作的《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出版。這部融合學術研究、個人記憶與田野調(diào)查的作品，聚焦浙西嚴州府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傳承。

從13歲離開浙西南的小山村，19歲離開建德，而后35年輾轉(zhuǎn)海外，楊斌以“游子回望”的視角，串聯(lián)起水庫建設導致的物理湮沒、行政區(qū)劃調(diào)整帶來的記憶斷裂，重述嚴子陵、范仲淹等歷史人物的精神遺產(chǎn)。書中既書寫了王侯將相的風骨，也打撈其底層女性的足跡，在微觀敘事中展現(xiàn)地域文化的獨特價值。

日前，觀察者網(wǎng)與楊斌進行了一次文化回望，就本書的寫作經(jīng)歷及書中內(nèi)容作了對話。在本次對話中，楊斌詳解創(chuàng)作初心，剖析嚴州府作為“江南以南、徽杭之間”的地緣意義，呼吁每個人都成為家庭（族）、家鄉(xiāng)歷史的記錄者。

楊斌的講述不僅是一段地方史的發(fā)掘，更是對歷史公平性和人文關懷的深刻呼喚。

觀察者網(wǎng)：楊老師您好，您的新書《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近日引發(fā)關注，書中既有對嚴州府歷史的系統(tǒng)梳理，也融入了您個人的故鄉(xiāng)記憶。能否先談談，是什么契機讓您決定花十余年時間研究家鄉(xiāng)嚴州府？

楊斌：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源于我個人的經(jīng)歷和對家鄉(xiāng)的深厚情感。我今年53歲，人到中年，總是會不由自主地回憶童年、長輩和家鄉(xiāng)。我13歲離開浙西南小山村，19歲赴北京求學，此后35年輾轉(zhuǎn)美國、新加坡、澳門、香港等地。這期間，浙江經(jīng)歷了翻天覆地的城鎮(zhèn)化變遷，老家的小山村變成了小城鎮(zhèn)，農(nóng)民沒了地、住上了樓房，但我的記憶還停留在80年代初。這種強烈的對比讓我觸動很深——作為歷史學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研究家鄉(xiāng)的歷史，延續(xù)家族的記憶，寫一本生動活潑的不一樣的地方史。從2011年零星動筆，到2017年系統(tǒng)查閱建德地方文獻，再到2023年交稿，前前后后近20年，這算是游子對故鄉(xiāng)的一次漫長回望，我想通過歷史書寫留住那些逐漸被遺忘的山村、人物、景色和故事。

觀察者網(wǎng)：書的副標題是“被湮沒的嚴州府”，您提到“湮沒”不僅是物理層面的，也包括歷史記憶的遺忘。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遷，這種現(xiàn)象在全國甚至整個人類社會都有類似情況，您如何看待這種“湮沒”對年輕一代歷史認同的影響？

楊斌：物理上的湮沒很直觀。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建成，千島湖湮沒了嚴州府六縣中的遂安、淳安大部，30萬居民遷移；1969年富春江水庫又湮沒建德北部，5萬多人外遷。這兩次移民占當時嚴州府人口的近一半，最繁華的縣城、文化核心區(qū)都沉在了水底。更隱蔽的是文化湮沒：遂安縣被撤銷、壽昌縣并入建德，分水縣并入桐廬，很多年輕人早已不知道這些舊地名；90年代“撤區(qū)并鄉(xiāng)”進一步讓許許多多的小山村消失，行政調(diào)整切斷了歷史傳承。就像北京崇文門、杭州部分老城區(qū)的消失，很多記憶就這樣被硬生生抹去。

雖然現(xiàn)代安置條件有所改善，但家園被淹、歷史被割斷的現(xiàn)象依然深刻。年輕一代對家鄉(xiāng)歷史的了解越來越少，蟄居城市的農(nóng)二代于情于理對父母的家鄉(xiāng)也缺乏情感聯(lián)結與文化認同，這種遺忘令人痛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為什么在這里，我要去哪里，這些尋根性的問題，始終是每個人心底的需要和呼喚，雖然有時我們并沒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些問題，提出這些問題。

觀察者網(wǎng)：書中重點寫了嚴子陵、范仲淹等歷史人物，他們對嚴州府的文化底蘊有何影響？

楊斌：嚴子陵和范仲淹是嚴州的文化符號。嚴子陵是東漢隱士，拒絕光武帝征召，在富春江邊隱居，后漢書有明確記載。他成了“高潔”也就是拒絕名利拒絕富貴的文化符號，甚至影響了徽商——他們慚愧作為“逐利之徒”無法面對先生的高潔，白天不敢過嚴子陵釣臺，只能夜里穿行。這個心理，南宋李清照逃難時經(jīng)過嚴子陵釣臺就有過描述，她在詩中寫道：“往來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臺”。范仲淹更特殊，在嚴州只任職半年，卻修西湖、建祠堂，寫《嚴先生祠堂記》，以“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高度升華嚴子陵精神。他稱贊嚴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有功于名教，也就是不計名利做事做人，這和他后來在《岳陽樓記》中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同一個意思。嚴子陵和范仲淹他們兩位不僅是嚴州的文化符號，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遺產(chǎn)——“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品德，至今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