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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釋：

(1)姜義華：《中華文明的經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6頁。

(2)姜義華：《中華文明的經脈》，第6-7頁。

(3)1911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和1912年《臨時約法》均采用三權分立；1919年安福國會的憲法草案擬實行聯(lián)邦制；1920年代各省曾試行立憲；1923年曹錕憲法到1925年段祺瑞憲法草案，都有聯(lián)邦制特征。從1931年《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五五憲草》，直到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聯(lián)邦制的空想才漸至幻滅。

(4)《嚴復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65頁。

(5)黃基明：《王庚武談世界史》，劉懷昭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50頁。

(6)這方面的批評參見林尚立：《大一統(tǒng)與共和：中國現(xiàn)代政治的緣起》，載陳明明主編：《勞工政治》（《復旦政治學評論》第十六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頁。

(7)張千帆：《中譯本序：聯(lián)邦制的啟示》，載〔加〕喬治?安德森：《聯(lián)邦制導論》，田飛龍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

(8)葛劍雄說“這種統(tǒng)一觀居然統(tǒng)治了中國兩千多年，并且到今天還沒有消除它的潛在影響”，葛劍雄：《統(tǒng)一與分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頁。葛劍雄對中國長期統(tǒng)一這一歷史事實的否定，在其小邏輯中似乎沒問題，放在世界歷史的大邏輯下顯然站不住。歷史評價必須置于比較之中，中國統(tǒng)一與否不是與什么外星文明比較。而與世界所有文明相比，中國的統(tǒng)一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

(9)中國歷史與地中海文明相比之獨特性并不否定其普遍性。如張光直就認為在同一地點延續(xù)發(fā)生的“中國—瑪雅文化連續(xù)體” 是普遍的，兩河流域等地中海文明才是世界歷史中的“例外”，張光直：《青銅揮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12-213頁。

(10) 筆者曾專文評論此種現(xiàn)象，參見范勇鵬：《重思規(guī)模：探尋有關“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學》，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

(11)姜義華 ：《中華文明的經脈》，第170-189頁。何柄棣對華夏人本主義的探源也提供了解釋中國統(tǒng)一歷史的重要線索，參見何炳棣：《華夏人本主義文化》，載《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一章。

(12)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3)徐勇：《歷史政治學視角下的血緣道德王國——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與悖論為例》，載《云南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14)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15)張維為：《文明型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36頁。

(16)張維為提出的“文明型國家”概念被一些國外學者和評論家借用，如 Gideon Rachman, “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Civilisation State”, Financial Times, March 5th, 2019. Parag Khanna, The Future is Asi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9. 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UK: Polity, 2012.

(17)林尚立：《大一統(tǒng)與共和：中國現(xiàn)代政治的緣起》。

(18)甚至出現(xiàn)執(zhí)著于一些西方概念而輕視政治歷史與實踐的現(xiàn)象。蘇力引用霍爾姆斯大法官名言痛斥：“我們應當想事而不是想詞”。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Law and the Court”, in The Mind and Faith of Justice Holmes: His Speeches, Essays, Letters and Judicial Opinio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3, p. 389，轉引自蘇力：《大國憲制》，第33頁。

(19)如金觀濤等將中國長期統(tǒng)一穩(wěn)定視作一個“問題”，導致其對歷史制度發(fā)展做出了雖有新意卻存在根本性錯誤的解釋，甚至將中國兩千年郡縣制與歐洲封建制相比較，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20)如林尚立：《大一統(tǒng)與共和：中國現(xiàn)代政治的緣起》，第4頁。筆者也在網絡公開課中較早提出將“統(tǒng)一性”作為理解政治制度史的主要概念，見范勇鵬：《又見中國：中國政治模式》，《觀視頻工作室》，2018年4月13日-5月19日。儲建國等基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提出的“統(tǒng)一性”概念，包含著結構與意志雙重含義，見儲建國、陳剛：《政治有機體視角下的政治健康度指標體系構建》，載《比較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輯。與儲建國等的定義相比，本文所談論的“統(tǒng)一性”是狹義定義， 不考慮國家的意志自主性，僅關注其結構和生長運作機制，價值體系也僅被當作客觀結構和機制的一部分。

(21)見范勇鵬：《重思規(guī)模：探尋有關“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學》，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第17-18頁。

(22)地中海諸文明每當面臨危機，往往習慣性地選擇“分”之方案，并且不斷發(fā)生封建化或半封建化，參見范勇鵬：《重思規(guī)模：探尋有關“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學》，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第22頁；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就是為了回應羅馬帝國崩潰后的安全威脅，見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st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213。當然，應當承認中國形成崇尚統(tǒng)一集權的傳統(tǒng)或許也有偶然性。秦初也曾為建立何種制度而發(fā)生李斯王綰之辯。周振鶴指出，戰(zhàn)國末期，齊之外的六國均已形成郡—縣—鄉(xiāng)—里的地方行政組織，唯獨齊行五都之制，權力分散，假如齊國統(tǒng)一天下，則中國制度或許會采取更為分權的地方制度。參見周振鶴：《假如齊國統(tǒng)一天下》， 載《二十一世紀》，1995年第2期；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6頁。

(23)參見〔意〕梅吉奧妮：《歐洲統(tǒng)一，賢哲之夢》，陳寶順、沈亦緣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一章。

(24)以英國為例，郡守一詞到11世紀才首見于文獻；到14世紀時才基本確定首都位置，王廷比較穩(wěn)定地駐留在倫敦一帶；一直到19世紀，地方仍然存在脫胎于封建采邑的基層單位——莊園（manor）；19世紀末才形成全國統(tǒng)一的地方行政體制，此距中國郡縣制已至少兩千年。1782年英國才開始文官改革，1870年樞密院命令之后，公開的競爭性考試仍未成為文官錄用的唯一方式，政治分肥仍普遍存在。

(25)葡西英法等殖民帝國也是一類模式，但與本文所議之國家相比，缺乏“共同地理空間”這一基本條件，暫存不議，留待另文處理。

(26)近代以來，學界對中國古代制度多持批評立場，與歐洲專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歷史經驗有很大關系。例如王亞南對官僚制度的批評，顯然受到了歐洲經驗的影響。再如針對中國古代“專制皇權說”，呂思勉就指出中國古代君主處于官僚與平民之間，既要與官僚合作， 又要保護平民免于官僚的過分剝削，其統(tǒng)治術以保持平衡為要。經過日本轉譯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傳入后，人們才開始用專制來描 述中國古代君主制，認為其有絕對權力。相關評論見王銳：《如何治理中國 ? ——呂思勉對儒法政論的闡述》，載《歷史教學問題》， 2019第3期。

(27)〔德〕諾伯特?伊里亞特：《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第1-48頁。

(28)見范勇鵬：《重思規(guī)模：探尋有關“可大可久”之道的政治學》，載《東方學刊》，2019年春季刊，第17-18頁。

(29)這個基本單位不一定是個人，也可能是家庭或基層自治單位，如中國之鄉(xiāng)村自治，古代是所謂“皇權不下縣”，今天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但更多情況下是根據政治權力的不同維度而決定穿透到個人還是家庭和其他自治單位。

(30)英國在諾曼征服之后王權較強，這句話不完全適用英國，見閻照祥：《英國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頁。金觀濤等也引用這句話來描述中國的郡縣制時期，是一個時代性錯位，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

(31)其中如弗吉尼亞公司1624年破產，成為王室私產；馬薩諸塞后來演變成政教合一，教權與股東權合一。

(32)大名鼎鼎的《五月花號公約》實際上是以宗教契約為根底的。

(33)〔美〕阿納斯塔普羅：《美國1787年〈 憲法〉講疏》，趙雪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2年，第12頁。

(34)見美國《憲法》序言。

(35)〔美〕阿納斯塔普羅：《美國1787年〈憲法〉講疏》，第34頁。

(36)見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

(37)〔美〕阿納斯塔普羅：《美國1787年〈憲法〉講疏》，第43，67頁。

(38)斯大林：《反對聯(lián)邦制》，載《斯大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25頁。不過斯大林接下來講的，后來美國已經成為單一制，聯(lián)邦制已經變成“有名無實的東西，變成早已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陳跡”，則過于樂觀了，本文后面將會詳述。實際斯大林也是為了指出蘇聯(lián)聯(lián)邦制應該的發(fā)展方向。一年之后的1918年4月，斯大林在《俄羅斯聯(lián)邦共和國的組織》一文中重申，“美國和瑞士的聯(lián)邦制是各州、各邦從獨立走向全聯(lián)合的過渡階段?！髦荨⒏靼盥?lián)合成統(tǒng)一國家整體的條件一成熟，聯(lián)邦制就被廢除和拋棄了”，載《斯大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8頁。

(39)美國《憲法》第十條修正案。

(40)需注意，蘇聯(lián)憲法和歐盟條約均有退出條款。

(41)美國著名憲法學者雷科夫認為，1789年《憲法》生效以來，沒有任一條款比第十四修正案在實現(xiàn)“更完善的聯(lián)合”方面做得更多。該修正案以“特權和豁免權”“正當程序”“平等保護”三條款為基礎，將州和地方權威置于聯(lián)邦權力的審查之下，見Jack N. Rakove, The Annotated U.S. Constitution and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58-266 。也就是說，至此，中央權威才基本上可以確保高于州的權威。

(42)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要求國會賦予他戰(zhàn)勝危機和遭遇外敵時所需要的巨大權力。不過事實上他并未得到林肯、威爾遜曾得到的豁免權。

(43)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New York: Popular Library, 1973, p. 10.

(44)〔美〕阿納斯塔普羅：《美國1787年〈憲法〉講疏》，第265頁。

(45)Arthur F.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

(46)〔美〕杜魯門：《政治過程：政治利益與公共輿論》，陳堯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47)〔美〕羅伯特?達爾：《多頭政體——參與和反對》，劉惠榮、譚君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48)James Patterson, Restless Gi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6.

(49)即便是羅斯福的所謂進步時期，依然是“獲勝的政黨往往會特別厚顏無恥地把肥缺分配給自己的擁護者”。列寧：《美國在選舉之后》，載《列寧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230頁。

(50)美國《憲法》第四條第四款。

(51)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在民主的基礎上存在”，希臘羅馬“根本不是民主政體，這些國家的基礎是奴隸制”，“大西洋兩岸民主制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宇宙本身就是一個君主政體和等級制度”。馬克思、恩格斯：《評托馬斯?卡萊爾〈當代評論〉》，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17頁。

(52)章太炎：《代議然否論》，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1頁。

(53) 斯大林：《在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上的講話：開幕詞》，《斯大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82頁。

(54)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載《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246-247頁。

(55) 如安德森認為蘇聯(lián)、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不是真正的聯(lián)邦國家，因為共產黨高度集權，見〔加〕喬治?安德森：《聯(lián)邦制導論》，田飛龍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7頁。這就是典型的基于分權價值而將聯(lián)邦制理想化，將制度演化的未完成狀態(tài)變成抽象的政治價值，殊不可取。國內今日也有不少人存在著聯(lián)邦制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