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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zhàn)后，美國學院所建立起的強大的“區(qū)域研究”學科體系，眾所周知是在為地緣政治而服務。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中情局在冷戰(zhàn)時期同樣滲透了在我們看來最為深奧復雜的法國理論界，并在其中極力引導左翼思潮右轉，或是取消其能動性。在維拉諾瓦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的格雷特福德監(jiān)獄任教的哲學家加布里埃爾·洛克希爾所撰寫的《中情局也讀法國理論》一文，再一次為我們展示出在戰(zhàn)后“軍工學一體”的系統(tǒng)中，政治如何污染學術。澎湃新聞翻譯并推出此文，以饗讀者?！?

人們通常會認為知識分子僅僅能夠掌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政治權力。棲身于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象牙塔內(nèi)、為了細枝末節(jié)的專業(yè)問題而卷入毫無意義的學術爭論當中、或是徜徉在高玄的理論的云端……知識分子常被刻畫成既和現(xiàn)實政治毫無瓜葛，同時又無力對現(xiàn)實施加影響的形象，但美國中央情報局可不這么認為。

事實上，策劃過政變、暗殺以及秘密操縱外國政權的中情局不僅相信學術理論的力量，他們還組織了專門的特工小組鉆研這些被認為是最為深奧復雜的學說。根據(jù)《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資料，一份寫于1985年的報告表明，中情局一直派人學習復雜而又引領風潮的法國理論，包括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著作。

美國特工們聚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館里頭，埋頭苦讀法國理論和意見領袖們的著作，并認真做著筆記，這樣的畫面大概會震驚不少人，比如把知識分子奉為偉人、并認為他們的“空想”可使其免遭世俗叨擾的人們；而把知識分子看做賣弄修辭話術、且無力影響現(xiàn)實的江湖騙子的人們，同樣也會對此感到驚訝。然而，一些人對此則絲毫不覺得意外，他們熟知中情局對文化戰(zhàn)爭持之以恒的投入，包括對先鋒藝術的支持等，這些都被弗蘭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吉爾·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休·威爾福德（Hugh Wilford）等研究者很好地整理并記錄了下來。

托馬斯·W·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務主管，在一份刊載于1967年的坦誠的內(nèi)部人員陳述中說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擊”所具有的威力：“在歐洲，當（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頓交響樂團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講贏得更多的歡呼時，我感到莫大的喜悅?！边@絕不是什么小范圍的行動。事實上，威爾福德就曾指出，總部位于巴黎、后被發(fā)現(xiàn)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戰(zhàn)期間掩護機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稱歷史上最重要的贊助人，這一機構支持了范圍驚人的藝術和知識活動。該機構在35個國家設有辦公室、出版了大量極具聲望的雜志、滲透進圖書行業(yè)之中、組織過引人注目的國際會議和藝術展、安排演出和音樂會，還為各種文化獎項、獎學金和法弗德基金會在內(nèi)的掩護機構提供了充裕的資金。

巴黎的“地下組織”：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會主席邁克爾·喬塞爾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約翰·克林頓·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進午餐。

中情局文化斗士的“雙向運動”：引導知識分子從批判美國轉向批判蘇聯(lián)

中情局相信，在他們?yōu)楸Ｕ厦绹谌蚍秶鷥?nèi)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庫中，文化和學術理論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一份寫于1985年、題為《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倒戈》（France: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報告最近被公布出來，該報告考察了——無疑也是為了把持操縱——法國知識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響政策制定的知識潮流時所發(fā)揮的基礎作用。雖說在法國歷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識界相對而言保持著意識形態(tài)上的平衡，但該報告強調，由于共產(chǎn)黨人在對抗法西斯及二戰(zhàn)的勝利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而在戰(zhàn)后左翼很快就贏得了壟斷地位，而如我們所知，這正是為中情局所深惡痛絕的。盡管右翼由于直接參與了納粹集中營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張、反平等主義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為動機，從而在聲譽上遭到沉痛損失，但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右翼重新抬頭，對此，也不難察覺出秘密特工們在起草研究大綱時的喜悅。

更具體地說，這些暗中工作著的文化斗士們?yōu)樗麄冄壑械摹半p向運動”（double movement）歡呼吶喊，因為這一雙向運動使得知識分子們的批判矛頭從美國轉向了蘇聯(lián)。就左翼而言，他們對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漸生不滿，激進的知識分子逐漸遠離了公共討論，而在理論上他們也開始與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分道揚鑣。至于右翼，隨著這些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機會主義者在媒體上高調地發(fā)起針對馬克思主義的造謠誹謗運動，他們也榮獲“新哲學家”和“新右翼”知識分子的稱號。

當世界各地的特工組織開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選領導人、為法西斯獨裁者提供情報和資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隊等活動時，巴黎知識界的特工分隊則收集起了資料，以了解理論界的“右轉”將如何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

戰(zhàn)后，左傾知識分子公開譴責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作為一位直言不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他作為《解放報》（Libération）的創(chuàng)辦者而地位顯赫，在媒體上也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薩特揭露了當時中情局安排在巴黎的辦公人員及大量秘密行動，這一切都被中情局密切監(jiān)視著，并被視為眼中釘。

與之相對，日漸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時代所營造出的反蘇、反馬克思主義氛圍，轉移了對中情局發(fā)動的這場骯臟戰(zhàn)爭的公共監(jiān)管，并為其提供了絕佳的掩護，包括使得“知識精英們難以動員起來，以表達對美國在中美洲所施行政策的強而有力的反對，”格雷格·加爾?。℅reg Grandin），這位拉丁美洲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在其著作《最后的殖民地大屠殺》（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中將這一情形完美地概括了出來，“除了由于插手1954年的危地馬拉、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國、1973年的智利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等國的事務，從而招致災難性且致命的損失外，美國暗中為這些恐怖國家殘忍的平叛行動提供了穩(wěn)定的經(jīng)濟、物質及精神支持。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卻又保證了，無論上述這段卑劣的歷史有多么明顯、徹底且罪孽深重，都無法動搖世人觀念的根基，即認為美國在保衛(wèi)所謂民主方面具備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