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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期間，為了相互刺探對手的戰(zhàn)略方針、兵力部署、軍事動態(tài)等各種情報，中日雙方相互展開了極為激烈的情報戰(zhàn)，各方各路人馬輪番上場，高潮迭起、異彩紛呈。

早在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前，日本就派出了上千人潛入中國進行非法測繪，并建立了規(guī)模極為可怕的在華間諜網，為日后對華軍事、政治、經濟侵略做了極為充分的情報準備。為了對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順帶為可能的反共作戰(zhàn)等做準備，國民黨當局也積極努力建設自己的情報系統(tǒng)。雖然捅出了許多幺蛾子，但也為抗戰(zhàn)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進行反情報戰(zhàn)的同時，也在淪陷區(qū)，甚至日本軍國主義的老巢東京積極建立自己的情報網，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紅色特工”。這些黨的地下工作者不分出身，不分國籍，都在默默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文就要介紹當中的3名“紅色特工”，以紀念抗戰(zhàn)中的我黨地下工作者們。

袁殊：人類間諜史上罕見的“五重間諜”

在間諜圈里，雙重間諜乃至三重間諜都頗為常見，但同時為五家客戶做事的間諜恐怕在這個世界上屬于獨一份了。這為名叫袁殊的“紅色特工”除了是我黨情報系統(tǒng)的工作人員之外，還同時有著中統(tǒng)、軍統(tǒng)、侵華日軍以及青紅幫的五重身份。

正是由于這種奇特的五重間諜身份，這么多年來，關于袁殊的評價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早在抗戰(zhàn)結束時就有人說他是“民族敗類”，國民黨甚至一度還打算在抗戰(zhàn)結束的時候以漢奸罪名起訴袁殊；解放后袁殊也因為卷入了潘漢年案而被捕入獄，直到1982年才獲得平反。即便如此，近年來民間關于袁殊的爭議都沒有平息下來。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袁殊的多種身份是以為中國共產黨服務為主的。

1911年4月，袁殊出生在湖北蘄春一戶沒落的官宦人家。在袁殊8歲的時候，他隨母親賈氏來到了上海投奔父親袁曉嵐。雖然當時正在和女學生打得火熱的袁曉嵐把賈氏冷落在了一邊，但他仍然關心著袁殊的成長。在讀書的這幾年中，袁殊接觸了各種思潮，參加了五卅運動，還改掉了自己的原名“袁學易”。

1927年，袁殊參加北伐軍，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第18師政治部連指導員，還在他父親的友人胡抱一的提攜下加入了國民黨，但這一關系并沒有避免袁殊在“4·12”反革命政變后被清黨的命運。1929年，袁殊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并于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潘漢年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

1927年袁殊北伐途中攝于皖贛邊境

由于袁殊與上海市社會局長、中統(tǒng)特務頭子吳醒亞是同鄉(xiāng)，表哥賈伯濤還擁有黃埔一期畢業(yè)生的身份，因此袁殊接到了打入了國民黨特工組織的指示。在1932年進入系統(tǒng)后，“朝中有人”的袁殊可謂是平步青云，成為中統(tǒng)的一枚紅人。后來他在吳醒亞介紹下，成為當時中國最重要通訊社之一新聲通訊社的記者。

在新聞學學術領域，袁殊是一個標準的天才。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報告文學”概念的人，還在中國新聞學史上留下好些個“第一”的紀錄，而且袁殊善于交際的性格也為他做記者獲得了極大的便利。期間袁殊團結了一批新聞工作者為中共的事業(yè)工作，還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巖井英一，成功打入日方情報機構。正由于他擁有這一渠道，袁殊的涉日消息又快又準，連吳醒亞對他都刮目相看。過了一段時間，巖井便開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際費”，這樣，他又成了日方的情報人員——這自然得到了中共地下黨負責人的批準。

但在1935年，袁殊暴露了自己中共黨員的身份，被軍統(tǒng)特務逮捕，這成為了他人生最大的污點，著名左翼學者夏衍還差點因此被捕。但在審訊中，袁殊除供出自己參加“中統(tǒng)”的內情外，幾乎什么都沒交代?？紤]到吳醒亞的面子以及日本方面的反應，袁殊很快就被釋放了，隨后他再次赴日留學，繼續(xù)為日本外務省工作。

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袁殊1937年春回國，同時為中統(tǒng)吳醒亞，以及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務機關“巖井公館”工作。為了加強自身的保護色并開拓情報來源，袁殊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紅幫，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

日本領事館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前，潘漢年重新回到上海，此時袁殊主動找到了他，認真匯報了自己近幾年的經歷，同時將一份從日本帶回的軍用地圖作為情報資料交給潘漢年，表示愿意繼續(xù)為中國共產黨工作。從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區(qū)，袁殊在潘漢年的導演下，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zhàn)。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戴笠一時找不到熟悉日本問題、又與日方頗有聯(lián)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個叫袁殊的日本留學生與日本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關系不錯，戴笠聽了很高興，于是親自登門拜訪。袁殊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去請示潘漢年。潘漢年沉吟了一會，說：“這是件好事，機會難得，你千萬不可錯失良機，答應戴笠的一切要求。 ”

這樣，袁殊獲得了軍統(tǒng)的身份——上海區(qū)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后來他還出面組織了“興亞建國同盟”，儼然成為了一個漢奸小頭目。這樣，袁殊湊齊了共產黨、國民黨中統(tǒng)、軍統(tǒng)、日本和青紅幫的五方背景，成了“五面間諜”。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期間，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軍陣地偵察，把這些軍事情報統(tǒng)統(tǒng)提供給了潘漢年，部分情報也在經過選擇之后交給了戴笠；而在上海淪為孤島后，袁殊奉潘漢年之命（表面則是戴笠之命）留了下來，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與槍殺臭名昭著的漢奸，率領軍統(tǒng)特工成功炸毀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

此后，袁殊通過各種關系，大量獲取日本情報。自然，他先向潘漢年匯報，然后，有選擇地向國民黨方面匯報——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另一方面，袁殊打著“巖井公館”的招牌，利用巖井英一的錢為黨組織設立電臺、提供活動經費，“巖井公館”幾乎成為了中共的情報工作據點。

后來，袁殊又擔任了一系列偽職，如清鄉(xiāng)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清鄉(xiāng)專員以及偽保安司令……等等。與此同時，袁殊的情報工作日益老辣。與對待國民黨方面一樣，袁殊交給日本人的情報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都可以通過公開途徑找到，全都沒有特別的情報價值。

但袁殊從日本人那里獲得的情報有哪些呢？我們簡單列舉一下：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xié)的遠東慕尼黑活動、1941年6月德國即將進攻蘇聯(lián)、蘇德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戰(zhàn)略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和清鄉(xiāng)行動具體時間……總而言之，袁殊獲得并交給黨組織的，有相當一部分是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情報！

依靠著袁殊獲得的戰(zhàn)略情報，黨組織建立了一系列通往根據地秘密交通路線，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這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進入根據地；同樣由于袁殊的情報及時，栗裕部隊迅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墻”……一言以蔽之，當時的袁殊雖然公開背著“漢奸”的罵名，但他卻在隱蔽戰(zhàn)線為抗戰(zhàn)事業(yè)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袁殊與日偽、國民黨、共產黨都有聯(lián)系；對此日偽、共產黨、國民黨等各方都是知道的，但在多種面目中，袁殊是以為中國共產黨服務為主的。他擔任日偽職務期間，沒有做一件危害人民的事，而是盡量保護和營救被俘的抗日干部。雖然日偽和國民黨對袁殊都不太放心，對他進行過調查，但自1937年到抗戰(zhàn)勝利，袁殊竟然幾乎沒有發(fā)生過任何意外，這無疑是與他的智謀與出色的活動分不開的。對此袁殊在建國后常常對人說，抗戰(zhàn)期間我黨的敵后工作，幕后指揮的是潘漢年、王子春，但在臺上表演的是我——袁殊。

抗戰(zhàn)勝利后，得知國民黨將以漢奸罪名起訴袁殊，中共將袁秘密轉入根據地，并于1946年在根據地重新入黨，后任華中聯(lián)絡部第一工委主任，建國后袁殊被調往北京，擔任中央軍委聯(lián)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等職，負責做日美動向的調研工作。1955年袁殊受潘漢年案牽連，被捕入獄；1982年后隨潘漢年徹底平反而獲得平反，1987年袁殊病逝于北京，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袁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