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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不多的現實主義電影佳作中，《我不是藥神》是尤為特別的一部。它喚起了我們對生死疲勞的感慨，更敦促著我們去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藝術和現實中的法律和倫理困境。

讓我們從影片中面目可憎的藥企說起。

《我不是藥神》熱映后，諸多主流媒體和自媒體的下意識反應不是哀民生之多艱，而是忙不迭地討論“《我不是藥神》錯在哪里”，為跨國藥企“辯誣”。很多人說，如今開發(fā)新藥的平均成本高達數十億美元，如果不讓藥企在專利保護期內以高昂的價格銷售藥品，藥企就會無利可圖甚至虧本，失去研發(fā)動力，最終導致大家都沒有新藥可用。

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知識產權”的邏輯，也是資本運作的邏輯。資本是逐利的，對利潤高的產業(yè)更有敏銳的嗅覺?！段也皇撬幧瘛分械摹爸Z瓦公司”的原型是諾華集團，世界三大藥企之一，總部設在瑞士巴塞爾。2016年，諾華集團銷售額為510億美元，利潤為177億美元，凈利潤率高達34.7%。對比一下，蘋果公司當年凈利潤率不過21%，甚至高通都比不上諾華。

生命是最大的剛需，沒有什么比疾病更能讓人傾其所有。因此，一種新藥，尤其是能夠治療絕癥的“神藥”，無疑能夠成為錢景最好的商品。藥企掙得盆滿缽滿，患者保住了千金難買的生命，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

但是，千金難買的生命遇上千金難買的藥品，問題就不這么簡單了。

資本以自我增值為本能，對利潤的追求沒有止境。諾華集團的格列衛(wèi)從2001年開始銷售，累計銷售額已經超過了540億美元，除去研發(fā)經費、生產成本和分銷利益，凈利潤仍有數百億美元。在這個過程中，多少人因為高昂的藥價傾家蕩產，多少人因為吃不起藥而心懷不甘地死去，在諾華集團光鮮的財務報表上是看不到的?！袄麧櫋焙汀氨├敝g的界限，究竟應該劃在哪里？

諾華的辯護士們說，公司需要這些利潤來研發(fā)新藥，以便在格列衛(wèi)專利到期后維持公司的生存和發(fā)展，造福更多的人。且不說其研發(fā)費用僅僅是利潤的一半甚至更少，即便諾華成功地實現了“擴大再生產”，那時的情況仍會是，一方面某些疾病不再是絕癥或能夠得到徹底治愈，另一方面許多患者因為新藥的天價而徘徊在貧困和死亡的邊緣。科技的進步，仍然不會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人類的福祉。

而從長時段來看，藥企的說辭更加站不住腳。作為人類征討癌癥的重大突破，格列衛(wèi)并不是諾華從平地建起的高樓。沒有十九世紀末以來幾代科學家對癌癥發(fā)生機制的不懈研究，這種起死回生的新藥根本不可能出現。

就格列衛(wèi)而言，196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Peter Nowell和David Hungerford指出慢粒白血病與染色體變異存在關系，1973年芝加哥大學的Janet Davidson Rowley發(fā)現費城染色體易位機制，1980年代多位科學家證明bcr-abl酪氨酸激酶是致病元兇，為格列衛(wèi)的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導工作，而他們都不是諾華的雇員，而是大多由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資助的高?？蒲泄ぷ髡摺?

到了尋找激酶抑制劑這個環(huán)節(jié)，諾華才粉墨登場，而這已經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了。即便如此，領導抑制劑研發(fā)的關鍵人物也不是諾華自己的研究人員，而是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的Brian J. Druker博士。對于這些科學家和科研機構來說，自己的科研成果成為藥企的搖錢樹，這讓他們深受困擾。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科學家言：不要濫用專利》（Don’t abuse patents: scientists）的開頭，Druker這樣寫道：

“在最近關于專利、藥價和基本藥物獲取途徑的爭論中，科學家、公共部門所提供的資源以及參與醫(yī)學研究的學術機構所發(fā)揮的關鍵作用經常遭到忽略?！?

他表示，科學家投身醫(yī)學事業(yè)，大多是為了通過自己的研究幫助病人，而諾華在全球天價售賣格列衛(wèi)，讓他和同事們感到非常難受?！巴顿Y藥物研發(fā)的藥企應該得到回報，但這并不意味著濫用排他權利，定出天價，并為細微改動申請專利，延續(xù)壟斷價格。這有違專利體系精神，也缺乏正當性，因為是公共部門持續(xù)數十年的投資使這些藥物的發(fā)現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