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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納布呂克條約》是神圣羅馬皇帝費迪南三世（1637-1657），與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26-1689）及其同盟者（法蘭西國王、德意志的諸選侯和諸侯）于1648年10月24日簽訂的戰(zhàn)后和約，從而是基督教歐洲的國際條約，但從內容上看卻是在決定隸屬神圣羅馬帝國的政治單位的權利。

《奧斯納布呂克條約》第四條的篇幅僅次于第五條，含54項具體條款，旨在解決帝國內部的政治爭端，涉及神圣羅馬帝國內德意志諸侯各邦國的權利（李明倩，頁293-303）。由于和約讓德意志王侯獲得了戰(zhàn)爭與媾和權，甚至獲得了為對抗帝國權力而與帝國外的政治單位結盟的權利，盡管和約中并沒有出現(xiàn)“主權”“領土”之類的語詞，仍然被說成關于國家主權或國家獨立等國際原則的先聲。

1632年呂岑會戰(zhàn)，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戰(zhàn)死

從政治常識上講，這種說法當然讓神圣羅馬帝國之外的基督教歐洲王國的政治家非常心儀。因為，德意志諸侯國成了各自擁有“主權”的政治單位，無異于神圣羅馬帝國秩序的瓦解或空洞化。德意志地區(qū)的公國或王國一旦有了政治和軍事實力，隨時可能脫離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谶@樣的史實，晚近的政治史學家告訴我們：

后世的國際法學家和國際關系理論家都將這一和約看作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主權”以及“不干涉他國內政”概念的起源。但事實上，和約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防止德意志諸侯不受限制地行使主權，以致破壞帝國的宗教和平以及整個歐洲的均勢。和約同時也是為了確保德意志不被任何國家單獨控制，防止有人試圖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建立統(tǒng)一的王權，不論是德意志人還是非德意志人。?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要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有何世界史意義，那么，其意義首先在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規(guī)定有利于外國列強的干涉”。?

德意志30年戰(zhàn)爭的實際結果是，戰(zhàn)勝國瑞典王國和法蘭西王國“控制”（dominate）了神圣羅馬帝國（E. A. Beller，頁357-358）。

[神圣羅馬]帝國現(xiàn)在由德意志和哈布斯堡世襲領地兩部分組成，它的邊界縮短了。瑞士和尼德蘭早已不是帝國的組成部分，正式承認這一事實是有利之事，而不是一個損失。遠為重要得多的是阿爾薩斯的一部分割讓給了法國，西波美拉尼亞連同斯臺丁、維斯馬以及不來梅和費爾登兩公國割讓給了瑞典。這不僅意味著領土的喪失，還向兩大強國提供了無數(shù)的機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和渾水摸魚，特別是法國不失時機地為自己謀取私利。瑞典不僅獲得了那些分散的領土，從而控制了奧德河、易北河和威悉河三條河流的河口，還得到了500萬盾的戰(zhàn)爭賠款，這筆賠款不得不由那些業(yè)已貧困不堪的邦國來籌措。（卡斯滕，頁439）

這就是所謂“和約”的性質：在地緣政治的博弈中，大國能夠以維護宗教自由的權利干涉別國內政。

那個時代的人可以看到國內自由、權力平衡以及外部干預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法國和瑞典堅持認為它們是德意志各諸侯國的自由的“守衛(wèi)者”。簡言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完全承認了外部干涉的合法性：和約解決了德意志內部的宗教平衡問題，并在國際框架下達成了對德意志事務的安排，實際上則是為外國提供了干預神圣羅馬帝國內部事務的杠桿，這在17世紀末至整個18世紀非常明顯。（西姆斯，頁31）

朝鮮半島的內戰(zhàn)變成了國際戰(zhàn)爭，不就因為美國宣稱自己是自由世界的“守衛(wèi)者”，并因此而有干涉半島內戰(zhàn)甚至干涉中國內戰(zhàn)的合法性嗎？美國的政治學家應該說，美利堅世界秩序與威斯特伐利亞原則一脈相承的含義，不是什么“開放性”或“以秩序為基礎”，而是美國憑靠軍事-經濟實力干涉它想干涉而且能夠干涉的任何國家的內政。

1950-1953年，朝鮮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

直到今天，美國還在以“捍衛(wèi)自由民主”的名義干涉中國內政，甚至揚言“協(xié)防臺灣”。尤其可笑的是，如今的某些德國政客也對純屬中國內政的西藏和新疆問題說三道四，既忘了今天的德國作為美國的附庸國并不擁有完整主權，也忘了17世紀的30年戰(zhàn)爭給德意志人帶來的巨大歷史災難。

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一旦我們看清“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一歷史神話的實質，我們就會明白，新中國的世界性崛起的深遠歷史意義在于：“自由民主”的國際秩序所依據(jù)的法理不過是具有西方文明特色的強權即正義邏輯，它終將面臨中華文明德性的歷史挑戰(zhàn)。就此而言，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世界史含義絕非是“冷戰(zhàn)史”研究所能承擔得起的課題。

【本文原載《江漢論壇》2021年第3期，感謝劉小楓教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