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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后，日本學習西方法律體制和政治體制，建立了近代官僚制度，慢慢地出現了“科長治國”現象。有些人實權不高，但控制著關鍵部門的重要崗位，成了國家的實際管理者。

比如，陸軍省作戰(zhàn)部的作戰(zhàn)科，一個小科室，能量非常大，因為具體作戰(zhàn)計劃主要由這批中層領導來擬定。武藤章、石原莞爾等人都是從這些基層部門爬上來的，晉升路線非常清晰。而歷史悠久的武家傳統(tǒng)深刻影響著日本社會，實權高于名分。

此外，明治維新制度改革的關鍵之處，是日本首相對軍隊沒有管轄權。日本歷史上有七百多年的時間，天皇不掌權，軍人掌權。為了防止這種局面重現，伊藤博文等人在起草明治憲法時就提出所有軍隊不聽命文官政府，而是直接聽命于天皇，天皇是日本陸海軍總統(tǒng)帥。

這樣一來，文官政府和陸海軍就成為并列機構，但隱患也就此埋下。

舉例而言，東條英機擔任首相時，兼現役陸軍大將，但他不能參加大本營會議，因為首相作為文官是沒有資格參加大本營會議的；如果要參加，就必須兼任陸軍大臣，但陸軍大臣可以參會、沒有表決權；如果想要有表決權，還要再兼任陸軍參謀本部長。

另一個例子是近衛(wèi)文麿，在其首先任內日本侵華戰(zhàn)爭全面化，但他同時向蔣介石政府拋出橄欖枝誘降，也曾期望通過納粹德國的陶德曼調停中日戰(zhàn)爭，他甚至還做了一些比軍方更激進的行動試圖結束戰(zhàn)爭。

典型事件是1938年后，近衛(wèi)文麿發(fā)表一則聲明，稱日本帝國政府不再以蔣介石政權作為交涉對象，換言之不再承認蔣介石政權的合法性，扶持傀儡政權汪精衛(wèi)政府。這在事后被認為是失敗的策略，因為這樣一來戰(zhàn)爭就更沒有解決的可能性了。但近衛(wèi)文麿對此的自辯是，希望能把戰(zhàn)爭主導權從軍方那里搶過來。

資料圖：近衛(wèi)文麿

這種“內卷”不僅體現在軍方跟政府之間，也反映在軍方內部、軍種之間。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襲擊前，對于到底要不要對美開戰(zhàn)，陸海軍的矛盾非常大。陸軍若要發(fā)動對美作戰(zhàn)，必須依靠海軍為主力，需要海軍去襲擊珍珠港，同時把陸軍部署到東南亞各地。當時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陸軍高層的想法是，日本打美國是沒有把握的，只要海軍表示沒有足夠力量去打這場戰(zhàn)爭，那就打不起來。但海軍的想法是，我們要跟陸軍爭資源，怎么能示弱？所以肯定不會明說這場戰(zhàn)爭不能打，只能說如果你們陸軍要打，我們海軍就奉陪到底。

陸海軍之間既想相互推責，指望由對方承擔挑起戰(zhàn)端的政治責任，但又都不想后退示弱，從而喪失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資本。而這些具體言辭中，又籠罩著一層日本文化獨有的曖昧擰巴，最終導致“暴走”。

以上種種看起來匪夷所思、荒唐至極，但放在那個畸形的軍政體制之下似乎又有一定合理性。日本戰(zhàn)前的這套制度設計，本質上造成高層分裂、軍政分離，同時內部山頭林立，相互斗爭。各方為了爭奪戰(zhàn)爭和政治主導權開始比賽誰更積極、誰更瘋狂，整個國家越來越失控，走向萬劫不復之路，卻無人為此負總責。

“民族切腹”

約瑟夫·格魯，曾在1932-1942年擔任美國駐日大使，親眼目睹并經歷了日本從1930年代初的對華戰(zhàn)爭一步步走向太平洋戰(zhàn)爭。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fā)后，他被日方扣押，1942年才返回美國。

格魯在自己的日記《使日十年》中把日本的這套體制稱為“民族切腹”，戰(zhàn)爭一定會走向這個地步，因為他們不愿面對此前犯下的種種錯誤。

資料圖：約瑟夫·格魯

1941年偷襲珍珠港前，近衛(wèi)文麿通過格魯傳話給羅斯福，想跟他見面，親自跟他進行最后的和平協(xié)商。但事實上，這只是近衛(wèi)文麿的一廂情愿，不代表日本政府的立場。

而且，以近衛(wèi)文麿當時所處的政治位置，也無法給出與之相應的承諾，羅斯福作為美國總統(tǒng)，可以拍板是戰(zhàn)是和，但近衛(wèi)文麿沒有這個資格和能力去做這些決策。甚至在七七事變后，近衛(wèi)文麿找了個中間人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去南京找蔣介石談，結果宮崎龍介都在神戶上船了，還被陸軍憲兵逮回去，因為陸軍不愿和談。

近衛(wèi)文麿下臺后，東條英機接任首相。昭和天皇后來被問及“為什么要選擇陸軍大將來擔任首相，這豈不是鼓勵軍部的激進舉動嗎”，他的辯解是，只有軍人才能壓住軍人，選擇東條英機做首相，可以利用他在軍隊的威望來壓制軍隊的反對意見。

在偷襲珍珠港之前的最后一刻，羅斯福給日本政府拍過一份電報，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把電報拿給東條英機，問他要不要回應。當時山本五十六的機動部隊已經停在夏威夷外面，馬上就要發(fā)起進攻，東條英機用了一個極不負責的說辭，大意是反正飛機馬上就要起飛，我也管不了；你作為外務大臣，有必要直接入宮覲見天皇。

這種不干不脆、模棱兩可的狀態(tài)也出現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恫ù奶构妗钒l(fā)布后，美國明確向日本表示，如果你們再不投降，我們就要投入大規(guī)模新型武器了。時任首相的鈴木貫太郎雖然希望推動日本政府投降，但在對外發(fā)布政策時，他用了一個日語單詞，漢字寫作“默殺”，日語中可以理解為無視。

這個詞翻譯成英文后，美方就問了一個問題：是reject，還是ignore？反對還是忽略？后來美國人把它理解為“reject”，原子彈就丟出去了?？梢哉f，曖昧的表述直接造成了政治上的惡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