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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觀念的形成，正是定居文明區(qū)從中心向四周擴大的一個標志?！顿Y治通鑒》說炎帝時“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時“東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薰鬻，邑于涿鹿之阿”；到了第三代的顓頊時“帝顓頊高陽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

自秦之后兩千多年，這一特有的關于“天下”范圍的表述幾乎在每一個朝代都會重新出現(xiàn)，也成為每一個朝代的追求。《秦始皇本紀》：“六合之內，皇帝之土。東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戶，北過大夏。人跡所至，莫不臣服?！薄对贰罚骸皷|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泵鳌洞竺饕唤y(tǒng)志》：“我皇明誕膺天命，統(tǒng)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

做個假設：如果中國位于一個半島型的地理環(huán)境中，三面大海一面高山，北方并不與歐亞大草原相接，那么，到了秦朝實現(xiàn)了天下一統(tǒng)之后，歷史也就終結了——定居社會取得了對于殘存于“隙地”中的游居社會的最后勝利，從良渚開始的區(qū)域性國家最終擴展成為了天下型國家，農耕-養(yǎng)殖生產生活方式遍及了全天下……

但歷史不是這樣安排的。與中華定居農耕社會自周初第一次大一統(tǒng)之后迅速擴大的同時，游居于北方草原的戎狄社會也與中原社會如影隨形般興衰起落。宏觀上看，草原上的游居社會與毗鄰的中原定居農耕社會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共生關系。歷史研究發(fā)現(xiàn)：游牧民族的社會結構高度依賴于他們和鄰近定居農耕社會的關系，以及這些農耕社會本身的結構特征。一般來說，距離定居農耕區(qū)較遠，或者相鄰的農耕社會較小，游牧者的社會結構便與更原始的狩獵采集游團相似；反之，則與更發(fā)達的定居農耕社會相似。例如中國歷史上北匈奴與南匈奴之間的分化，歸根結底就是這個原因。歷史學家輝格觀察道：

地處草原腹地的哈薩克和北部蒙古，一個典型的牧團規(guī)模大約五六帳，最多十幾帳（一帳相當于一個家戶），由于過冬草場相對稀缺，冬季會有幾十帳聚在一起……只有當他們頻繁接觸較大規(guī)模的農耕定居社會，與之發(fā)展出勒索、貢奉、庇護、軍事雇傭等關系，并因大額貢奉的分配和劫掠行動的協(xié)調等問題而引發(fā)內部沖突時，才會發(fā)展出更大更復雜的社會結構……³

“勒索、貢奉、庇護、軍事雇傭等關系”，其實就是游居社會與定居社會之間的共生關系。后者往往面臨“不進貢就滅亡”的困境。當然，還有更積極的出路：一是拼死抵抗，把這些蠻族們在外部消滅掉；二是文化反攻，把這些蠻族們在內部同化掉。

當兩種社會通過共生的方式各自都發(fā)展到了國家階段時，實際上就分化成為了兩種不同的國家。中國古人有個準確的命名方法，將前者稱為“居國”，后者稱為“行國”?！稘h書》云：“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氐、羌，行國?！笨梢姡瑵h時的中華將西域那些“被發(fā)，隨畜逐水草”的社會都歸類為“行國”。張騫歸國后在報告中說：“奄蔡在康居西北部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sup>4

“行國”這一命名，很好地反映了游居社會出現(xiàn)國家形態(tài)，但又不同于定居社會的國家這一狀況。例如秦漢時期北方的匈奴，事實上已發(fā)展為一種國家，甚至也出現(xiàn)了城郭，并不完全像史書所說“夫匈奴無城郭之居”。

復雜的漢匈關系貫穿了大漢王朝的始終

根據(jù)陳序經的《匈奴史稿》，蘇聯(lián)的考古學者在色楞格河左岸與伊伏爾基河合流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座古代匈奴城市。城市的面積在一公頃以上，周圍有城墻，高度超過1.5米。城的外面有許多住宅，用土坯建筑。在城的內外都有陶器，有耕作的工具，還有貯藏糧食的地窖等遺物、遺址。

蘇聯(lián)考古學者還在色楞格河左岸的哈剌勒赤·黑里姆金、八剌哈思、扎爾嘎特蘭、蘇木等地發(fā)現(xiàn)了匈奴時代的城市，城的面積約有四萬平方米，城墻頗高，并有四座城門。城里的房舍是用粘土做成的，蓋有漢瓦。⁵

然而，若與良渚古城相比，匈奴人模仿漢朝城市建立的簡陋城市，至少晚了2000多年。所以，從文明演化路徑上講，只有居國才代表文明。中原居國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文明，將城墻一直擴大到將全部定居農耕區(qū)都包括在內，就成了長城；《漢書·匈奴傳下》載匈奴單于對漢使者說：“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