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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偃岳】

大約十年前，一本題為《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著作，曾在中國的思想界和輿論場引發(fā)熱議。當時的人們也許很難料想，十年后，這本書的副標題（“中央之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落”）會成為一種近乎共識的判斷。但就在學術界逐漸將目光轉回中國自身之時，貿易戰(zhàn)、“黑科技”和地緣政治斗爭，似乎又為這個“共識”設置了嶄新的時勢和議題：如果歷史沒有終結，治亂興衰的循環(huán)又將怎樣開啟？中國與西方既有斗爭又互相滲透的局面，是近一百五十年來文明競爭的結果，還是一種全新的總體境況？中國文明在數千年里積累的問題規(guī)模，還能和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等量齊觀嗎？

思想界正密切關注這些新問題。2018年4月21-22日，40多位學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了“‘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2018暨‘當代世界思潮和中國政道傳統’學術研討會”。會前就有媒體感慨，這是一場“年度盛會”。而作為論壇的聯合主辦方，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為本次會議設置的主題，似乎就有從“中國與世界”的總體視野出發(fā)、回應新時勢下治亂興衰問題的志趣。

從主辦雙方代表張廣生教授和丁耘教授的開幕致辭中，就可窺其一斑：張廣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政治學系教授）說，今年只是“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的開始，在中國文明復興的際會中，在谷雨中，京滬雙方都樂見“論壇”成長為一個從思想和戰(zhàn)略高度研討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的平臺。而丁耘（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哲學學院教授）則用4月21日當天北京的暴雨天氣，比喻近一兩個月以來中國與世界的“形勢”變化，不過他強調，變化合于節(jié)氣，在變化面前，真正要關心的，應當是中國崛起這一難以抗拒的“自然大勢”。

開幕式現場

參與本次論壇的學者來自全國不同的學校和院系，尤以政治學、哲學、法學等學科的70后、80后學者居多。但各個議程里的聲音，更多是從思想的全局性出發(fā)的思考，而不是從專門領域將關于“大事”的應對切割開來。或如丁耘所言，這個自覺的氛圍離不開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政治學系教授）和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等前輩的“加持”。于是我們看到，兩天議程中的研討專題，既涵蓋了“中國政治的經與權”、“中國之道的體與用”、“經史傳統與政制變革”，也涉及到“現代西方的自我確證”、“政治史的用途”、“國家與現代政治”等西學議題。

從摩肩擦踵的觀眾席上看去，北京暴雨的“小形勢”和外面的“大形勢”，確實是讓會場的氛圍更顯緊湊了。但或許也正是形勢之變，增進了在場者們的關切之常。筆者有幸在會場“觀風”兩天，聆聽這場盛會的同時，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對中西思想和歷史的琢磨研判，何以能用看似迂遠的方式回應“政治：中國與世界”的關切？我們來看看在場者們是如何作答的吧。

在空間秩序的“現在進行時態(tài)”里看世界

開場的專題，名為“作為問題的世界之中國”，從現場討論看，“問題”二字，或許真是被主辦方不幸言中?！笆澜缰袊闭Z出梁啟超1901年所作《中國史敘論》，“與西人交涉競爭……國民立憲政體將嬗代興起之時代也”。梁啟超以之區(qū)別于上古史上的“中國之中國”和中古史上的“亞洲之中國”，“為將來史之楔子”。

用立憲政體的“嬗代興起”來標志中國的世界性，“中國”與“世界”不僅本無沖突，更是只有時間上的先后。劉小楓和強世功（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兩位教授對19-20世紀地緣政治學的發(fā)覆，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世界”本身的空間秩序和文明競爭的格局，中止“世界”對“中國”的吞噬。劉小楓強調，“世界”總是在各個文明視線里的“世界”，其背后，自有不能被“世界浪潮”吞沒的文明論基礎，其中，則自有敵我。延續(xù)這一洞察，強世功通過麥金德與施密特，揭示了陸地和海洋對“敵我”和“文明”交織的現代世界的影響，不同類型文明間的競爭，如何用力量和法權為世界空間賦予秩序。

會議現場（左至右依次為吳飛、強世功、丁耘、楊光斌、劉小楓、張廣生、趙曉力、張旭）

從這個角度看，梁啟超筆下的“世界之中國”，恰恰是“中國與世界”的楔子，而不是結束。從空間、敵我和文明出發(fā)對“中國與世界”的正名，既令“世界”的形象變得復雜起來，也讓中-西競爭的問題在世界的文明版圖中得到了更加切時的落腳點。

在兩天的討論中，“總體戰(zhàn)”十分應景地成了一個描述“世界”的高頻詞，大家普遍看到，敵我的態(tài)勢不再局限于槍炮和戰(zhàn)爭，而是滲透到表面友好、卻宛若深淵的科技、貿易、資本競爭之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吳新文研究員深入探討了當代新科技主義的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趙曉力也在討論中著重提到了西方文明及其背后的技術-形而上學的關系。

但同時，也有更著力于“超越”的聲音。例如，張廣生的發(fā)言除了在文明和戰(zhàn)略競爭的高度，呼吁“中-西問題”的重啟，更將中國儒法文明的政治原則和戰(zhàn)略意識，視為“天下-國家”適應、超越技術與資本積累邏輯的關鍵，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當下中國在世界之中的復興，意味著傳統中國“治亂興衰”的循環(huán)歷史，勢必要將現代西方技術與資本積累的線性歷史包容進來。

以上兩種對中西問題的看法，似乎都自覺地響應了中國文明視線里的“世界”。回頭來看，正是論壇第一場專題討論引發(fā)的視角轉換，為后面的討論奠定了基調。強力、地緣、文明和敵我構成的世界，需要人們在“現在進行時態(tài)”里“看”，而不是以未來的名義為她灑上一捧玫瑰花。這個視角，在與會學者關于中國政道傳統和建國問題的討論中，發(fā)揮了一種特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