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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亞多民族雜居狀況相關聯(lián)，各族居民宗教信仰相同、風俗習慣接近、語言文字差異不大，而且彼此之間對這些差異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各族之間還存在著彼此交叉滲透的情況，就如蘇聯(lián)中亞史學者M.瓦哈博夫所說，（中亞）按照獨特的習慣和文化組成的某一民族中，有些部落與相鄰民族存在許多類似之處。而有些與相鄰民族在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方面毫無共同之處的民族，講的語言卻又相似。不少地方還生活著雙語民族，還存在著許多尚未形成自己民族意識的氏族和部落。例如，在費爾干納盆地，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在經濟、文化、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多類似之處，但各自使用的語言截然不同。吉爾吉斯人和土庫曼人都可以分為游牧和農耕兩大群體。所謂“庫拉姆人”，是指那些保持與烏茲別克人一樣的經濟制度卻講哈薩克語的居民；“薩爾特人”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烏茲別克及塔吉克人?？ɡ柵量巳撕桶⒛泛酉掠蔚臑跗潉e克人盡管分屬不同的民族，但在語言、習慣、生活方式和經濟特征方面有許多相似性。

總體來說，直至蘇聯(lián)建立，在中亞人口中占壓倒多數的是突厥語諸族，各族居民的民族差異觀念相當淡薄。由于受泛突厥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不愿意稱自己是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或土庫曼人。泛突厥主義，不僅為上述民族的舊上層人士所秉持，在中亞共產黨員中也有一定市場。一些極端的“大突厥主義者”拒絕承認塔吉克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權利。1924年1月2日出版的《突厥斯坦報》甚至刊文道：“塔吉克語是一種多余而無益的語言，塔吉克人應盡管使用突厥語?！备猩跽?，竟有人提出要以突厥斯坦為基礎，建立所謂“中亞聯(lián)邦”。

審視1920年代初的中亞民族狀況，居民客觀上已經存在民族差別，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區(qū)分和科學的界定。

三、反“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反“突厥化”和“伊斯蘭化”：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

（一）過程

1922年12月30日蘇聯(lián)建立，這標志著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體制的確立，也意味著政治體制朝權力不斷集中的方向發(fā)展。中亞的民族國家劃界和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1920年6月，列寧曾建議，繪制劃分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和土庫曼的民族志地圖，厘清這三部分居民分與合的條件。經過三年的研究，民族識別的方案演化成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科卡門吉爾吉斯（吉爾吉斯）五族格局。

1924年，在粉碎巴斯馬奇叛亂后，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組建進入實質階段。突厥斯坦、吉爾吉斯（哈薩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四個自治共和國以“五族格局”為依據，重新劃定邊界和疆域，再造了五個全新的國家。當年，從中亞到地方召開了一些列會議，討論民族識別與共和國劃界問題，并在一年時間內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民族共和國的組建工作。

此后經過一些細微調整，到1936年，五個新組建的加盟共和國均成為蘇聯(lián)的一員。其中：原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更名為哈薩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1936年升級為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原屬突厥斯坦的錫爾河州（塔什干除外）和七河州劃入，奧倫堡省劃出；；原隸屬于俄羅斯聯(lián)邦的吉科卡門吉爾吉斯自治州更名為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1936年升級為吉爾吉斯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1924年建立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布哈拉省、突厥斯坦的撒馬爾罕州和費爾干納州大部，以及塔吉克自治州；；1924年建立土庫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阿姆河左岸原里海??；；1929年塔吉克自治州脫離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升級為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轄費爾干納州的帕米爾山區(qū)和撒馬爾罕州的忽氈等地。

1924年開始的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使該地區(qū)歷史上形成的傳統(tǒng)領土和邊界都發(fā)生了深刻而重要的變化，是對過去一千多年來所形成的中亞疆域的顛覆。新形成的行政區(qū)劃，并不妨礙當地民眾過自己習慣的生活，卻令許多舊有的地理概念和區(qū)域單元，譬如中心城市、交通樞紐、國境要塞等失去了意義。當然，這次劃界是在蘇聯(lián)這個總盤子下完成，各個加盟共和國政府和居民都還沒有國界意識，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類活動都沒有因為劃界而受到影響。

（二）效果

中亞民族識別和劃界，不是根據中亞各民族自然分布，而是按照蘇聯(lián)中央指令進行的，事實上帶有明顯的人為色彩。美國學者溫布什（S. Enders Wimbush）將中亞民族稱為“新民族”，他認為，俄羅斯人（蘇聯(lián)）是為了破除伊斯蘭的民族意識，才在中亞地區(qū)創(chuàng)造了新民族。

由中亞錯綜復雜的歷史進程來反思溫布什的“中亞民族被創(chuàng)造論”，其說難免失之簡單。但必須承認的是，蘇聯(lián)當初對中亞地區(qū)進行民族識別和劃界，的確有著緊迫的現實訴求。

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義借著“革命的東風”持續(xù)發(fā)展，在中亞地區(qū)廣泛傳播并扎下根。一些代表人物，如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蘇丹·加里耶夫、法伊費祖拉·霍賈耶夫（Fajzulla Hod?aev，1896—1938）等甚至進入蘇維埃政權內部。于他們而言，蘇維埃政權只是一種工具，他們真正想達成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包括伏爾加-烏拉爾和中亞地區(qū)的大突厥國家（又稱圖蘭國家）。這種極端狹隘排他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構成了巨大的威脅。而“泛突厥主義”在自身膨脹過程中，又與“泛伊斯蘭主義”有著天然的合流傾向，兩者愈來愈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非但反共反蘇維埃，而且對現代文明也有頑固的拒斥。斯大林在1921年發(fā)表的《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一文中提出，（中亞）當地土著居民中的共產黨員經歷過民族壓迫的苦難時期，他們還沒有完全擺脫民族壓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本民族特點在黨的工作中的意義。這種民族主義有時具有大伊斯蘭主義、大突厥主義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