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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以色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對勞動力，特別是非工會化的廉價勞動力的需求，為巴勒斯坦占領地區(qū)的人口提供了一條生路。在1968年時，巴勒斯坦的人均收入只有以色列當時人均收入的10.2%。而到了1986年，這個數(shù)字已經提高至22.8%。在巴以關系相對緩和的時期，依靠這種關系，巴勒斯坦的經濟年增長約為5%。這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中被美化成為一種發(fā)展的“涓滴”效應。而每當巴以矛盾激化時，這種依靠為以色列打工的經濟增長模式便立刻萎縮。

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敘事中從不談及這種全球秩序體系的短時效應與霸權本質。相反，他們將“發(fā)展”轉化為一種不帶社會成本、磨滅等級差異的普遍敘事。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發(fā)展背后，僅僅是一種依賴等級剝削與依附性結構的發(fā)展模式之一。這種模式的政治表達便是帝國主義與殖民。

事情的發(fā)展從來不由著帝國主義者的設計展開。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帝國主義者規(guī)訓治理的，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巴勒斯坦人反抗（Intifada）。對在這種霸權結構底端的人群而言，這種依賴從結構上將被壓迫者徹底變成了可被隨意處置、用后即棄的工具。任何暴力或者情緒的展現(xiàn)，都被當作是對這種霸權發(fā)展的破壞?！昂冒屠账固谷恕北阍谶@種帝國主義的規(guī)訓中產生。同時，人們不能遺忘，這種規(guī)訓從來不僅僅對“外族人”展開。在以色列帝國主義政府下的工人也是這種霸權結構的受壓迫者。

就在今年1月，以色列總工會開始了一場全國性大罷工，矛頭直接指向內塔尼亞胡政府的司法改革建議。在抗議浪潮中，內塔尼亞胡政府將工人們稱作為“無政府主義者”。這場抗議也將以色列軍國主義政府內部的矛盾展現(xiàn)了出來。3月25日，在63萬人大集會后，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Yoav Gallant）公開表示，希望內塔尼亞胡暫停司法改革。他稱，“日益加劇的社會裂痕已經滲透到軍隊和安全機構中”。作為回應，內塔尼亞胡將加蘭特解雇。

3月25日，超過63萬人參與集會（圖源 英國衛(wèi)報）

然而，10月7日哈馬斯襲擊暫時遮蔽了這種以色列帝國主義政府的內在裂痕，在一個統(tǒng)一的軍事目標下，以色列帝國主義迅速完成了向軍國主義的轉化。10月8日，以色列成立戰(zhàn)時內閣，加蘭特回歸。也正是這個人，將巴勒斯坦人視為“人形動物”，并發(fā)出了對加沙地帶斷水斷電的全面封鎖命令。

今天的以色列政權是一座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的前哨，也是19世紀資本主義殖民帝國的時間膠囊。它在自由貿易與軍國主義之間震蕩。它就像一切資本主義世界帝國的霸權者一樣，用帝國的治理術、幻覺與暴力來消滅解放，維系自己的歷史。但是，正像薩特在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寫的序言中寫到“這些手段有時可能延遲解放，但不能阻止解放?！?

1987年12月，就在巴勒斯坦人又一次起義之后，敘利亞詩人尼薩爾·卡巴尼（Nizar Qabbani）寫道：

“政治理性的時代早已遠去

所以，教我們瘋狂吧……”

這種反抗的無望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對全世界受壓迫者們來說，“除此之外，別無他路”（There is no alternative）這個新自由主義的宣言就像是一句讓人絕望的詛咒，堵死了所有通往解放與發(fā)展的可能路徑。而就在這個時代之前不久，當看到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后，被迫流亡的巴勒斯坦詩人艾布·塞勒馬（Abu Salma）寫下了這樣充滿希望的詩句：

“我們進行過同樣的斗爭，

我們經受過同樣的苦難。

……

現(xiàn)在我們在北京啊，

可以展翅飛翔。

這里堅強的人民，

都已生出了翅膀。

……

我們團結起來斗爭，

光榮屬于我們！

我們頭頂將戴上桂冠，

臉上掛滿笑容。

……

當黑暗遮住蒼穹，

宇宙間立刻卷起狂風。

當毛澤東的微笑顯露在天邊，

大地上頓時呈現(xiàn)出萬里晴空！”

當可能性再次在歷史中出現(xiàn)之后，對霸權的反抗便必將重新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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