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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維為】

三月伊始，中國又進入了兩會季，引來全世界的矚目。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兩會不僅成為中國討論國之大事并形成廣泛共識的最高殿堂，也成為向國內外展示中國制度和中國道路的一道亮麗風景線，而今年的兩會又因修憲等重要事項而格外引人注目。

一、這次修憲的特殊意義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熱議。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故意就涉及黨的領導和國家主席任職的內容大做文章。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的誤判持續(xù)了數(shù)十年之久。其實，中國崛起及其制度演變有其內在的邏輯，西方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正讀也好，誤讀也好，反讀也好，都不可能改變這種邏輯。

今年人大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一條中增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對于這個修訂，有必要了解一下“八二憲法”產生的歷史背景。1982年起草現(xiàn)行憲法的時候，整個國家剛剛經歷過文革混亂，國門也才打開不久。許多人一下子看到西方的發(fā)達和我們的差距，于是一些人認為西方的制度代表了人類的未來。所以當時不少人認為新憲法中不宜提黨的領導。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堅持沒有黨的領導，中國就會天下大亂，就會葬送中國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所以他堅持憲法中必須明確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核心就是堅持黨的領導。

代表投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新華社記者饒愛民 攝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取得了許多成績，但不少國人，包括相當數(shù)量的黨員干部，還是缺乏制度自信，不愿提黨的領導。社會上對黨不信任者有之，謾罵者有之。當人們指出謾罵共產黨屬于違憲，謾罵者卻振振有詞地說：黨的領導只載于憲法序言，并沒有出現(xiàn)在憲法正文中，憲法序言屬于政治宣示，不具“可訴性”，所以談不上違憲。換言之，他們認為序言與正文中的內容不具備同等的法律效力，甚至認為憲法序言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無視了中國憲法及其法律效力的整體性和不可分割性。但這種誤讀并未因此而完全消退。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憲法修正中明確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正文第一條，從而徹底杜絕這種誤讀。它既反映了中國政治制度“最本質的特征”這一事實，也展現(xiàn)了我們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巨大成功基礎上所確立的制度自信。

過去三十來年，我們目睹了蘇聯(lián)解體、南斯拉夫崩潰及其對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和災難；目睹了一場又一場顏色革命帶來的社會分裂、政治動蕩和經濟凋敝；目睹了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一些過去還算和平，甚至較為繁榮的國度隨著西方勢力的卷入而瞬間陷入戰(zhàn)亂殺戮，變得滿目瘡痍。我們也看到西方國家自身一個接一個地陷入金融危機、財政危機和政治危機而難以自拔，西方和西方模式走衰的大勢看來已無法逆轉。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過去五年中，在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大步邁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的中心。這種鮮明的對照使中國社會形成一種基本共識：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維護了國家的獨立、穩(wěn)定、團結，使中華民族得以在這個充滿挑戰(zhàn)和動蕩的世界上脫穎而出，迅速崛起，走向全面復興。今天我們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第一條，對于鞏固制度自信，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對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和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西方的政黨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中國共產黨是遵循中國自己政治傳統(tǒng)的“整體利益黨”，代表整個國家絕大多數(shù)人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連綿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xiàn)代國家的結合，其治國理政的傳統(tǒng)歷來是統(tǒng)一的執(zhí)政團體，否則國家就會陷入四分五裂，戰(zhàn)亂不已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還是這種政治傳統(tǒng)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從21世紀的國際競爭來看，一個國家是否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政治力量是這個國家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一直更看好中國模式。

關于國家主席任職規(guī)定的調整也引起了廣泛關注。自1993年江澤民總書記時期開始的實踐證明，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同一位領導人擔任是一個好做法，它保證了中國的穩(wěn)定、團結和崛起。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黨的總書記也好，軍委主席也好，均沒有規(guī)定只能連任兩屆。這次在憲法修訂中對相關內容做了相應的調整，這樣三者就統(tǒng)一起來了，可謂名正言順。

但這不是領導終身制，我們的黨章中有明確的規(guī)定，不搞領導終身制，出于年齡和健康原因，還規(guī)定了干部的退休制度。實際上，這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普遍做法，即四年或五年為一個任期，但對于可以連任多少次，一般沒有硬性的規(guī)定，像德國的默克爾總理，現(xiàn)在已經進入了第四個任期。

西方歷史上情況更是如此。上世紀30年代，為擺脫嚴重經濟危機而推動“新政”的美國羅斯?？偨y(tǒng)連任兩任，隨后又帶領美國應對二戰(zhàn)再蟬聯(lián)兩任，至今被多數(shù)美國人推為最偉大的美國總統(tǒng)之一。德國二戰(zhàn)后恢復重建時，阿登納擔任德國總理長達14年（1949－1963），被公認為醫(yī)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創(chuàng)造德國經濟奇跡的領袖人物，甚至被推為德國歷史上最杰出的總理。西方這些領袖人物長時段的任職有以下三個特點，即關鍵時刻、優(yōu)秀領袖、合法合規(guī)，具體地說就是發(fā)生在國家命運轉折的關鍵時刻、具有使命擔當而且政績被百姓廣泛認可的優(yōu)秀領導人，同時也符合本國的法律規(guī)定。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工作人員正在發(fā)票。中國網 楊佳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