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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爆發(fā)的“太陽花學運”對臺灣政局與兩岸關系的影響深遠，不僅掀起了“反服貿”議題，而且沖擊了當年底的“九合一”選情，甚至牽動藍綠兩黨對2016年“大選”的布局。為什么一場學生運動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如果僅就這場學運本身進行分析，難以解釋其超越臺灣校園的社會反響和政治動蕩。因此，有必要拉長時間軸線，拓寬研究視野，探究在臺灣延宕三十多年的“國家認同”爭論對當前臺灣新世代社會心理的塑造，分析二十多年來臺灣貧富差距與階層分化對當前社會運動態(tài)勢的影響，才能透視這場學運所折射出來的臺灣社會變遷，把握今后一段時間臺灣社會思潮演化的方向。

當代臺灣社會動員論述的演變

社會動員是社會組織傳播其理念、擴大其影響以及提升其支持率的基本方法，是競爭型政黨政治體制下政黨組織的常見行為，核心內容包括動員論述、動員策略和資源投放等方面。最近十年來，隨著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朝野易位”，這兩大政黨開展社會動員的論述主軸也發(fā)生了變化，認同問題逐漸沉淀下來，階層分化問題日益凸顯。

“認同”（identity）是個復雜的概念，上承民族主義譜系，下接政治社會學理論，在后殖民、后內戰(zhàn)與后冷戰(zhàn)的兩岸關系背景中，這個概念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刺激，還具有不同于西方國家-民族認同過程的很多特征。2008年以前，以省籍—族群—統獨爭議為核心的認同矛盾，成為臺灣民主轉型中最敏感的社會動員議題。[1]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臺灣三次“大選”中，民進黨注重沿著省籍—族群—統獨的社會分歧線進行切割式的社會動員，凝聚臺灣省籍民眾的“我群”意識和本土政治認同，進而轉化為投票行為支持民進黨候選人，而國民黨常常被動地追隨民進黨的選戰(zhàn)議題。[2]這種社會動員論述，包括兩方面的傳播策略：一是在臺灣內部強調族群-省籍的身份區(qū)隔，二是在兩岸議題上強調統獨立場差異，而且外省籍經常被看作傾向統一。[3]

不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沖擊引發(fā)臺灣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改變了藍綠兩黨的社會動員論述與策略。臺灣的民意調查發(fā)現，雖然2008年以后“臺灣人認同”逐年增加，但是省籍—族群—統獨問題并沒有像以前那么尖銳，族群問題已經不再是2008年大選的主要問題。[4]臺灣政治學者研究發(fā)現，自2009年起，民進黨將臺灣政黨的社會分歧線從過去的族群與統獨分歧，轉移到所得分配不均的階級分歧，而且民進黨主張在堅持“臺灣主權”下，成為社會弱勢階級的代表，以區(qū)隔國民黨既輕忽“主權”又代表資本家的政黨形象。[5]還有一種分析路徑指出，2008-2012年，民進黨的社會動員論述在“政治民族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之間尋求平衡，以便在全球化和社會公正議題興起的年代里更有針對性地開展社會動員。[6]

概括地說，自2008年以后，臺灣藍綠政黨的社會動員論述，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出現變化。[7]

第一，臺灣的本土性“國家認同”不斷積累，沉淀成重要的社會共識，主要政黨在選舉期間淡化對本省/外省省籍的區(qū)隔和對族群差異的區(qū)分。

第二，以財富和職業(yè)為核心的階層意識加速形成，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成為選舉期間各政黨開展社會動員的新空間。

第三，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重視經濟增長復蘇的政見和重視社會公平分配的政見分別成為藍綠兩黨進行社會動員的基調。

第四，兩岸關系議題與臺灣公共政策議題緊密互動，形成復合的政策議題網絡，臺灣政黨和選民都在這個網絡中重新定位自己。

認同政治維度下的兩岸經濟交流與臺灣社會認知

民意調查與統計分析發(fā)現，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差異影響到他們對兩岸經濟交流利益的判斷。亦即，在當代臺灣社會，認同觀扮演著透鏡的作用，看似客觀實在的經濟利益，經常在被選擇性地用國族認同觀過濾后，才轉換成認知和評價。這多少使相當一部分臺灣民眾對兩岸經濟關系的評價偏離了客觀實際。

臺灣“中央研究院”吳乃德研究員提出“有條件的統獨選擇測量法”，排除了“戰(zhàn)爭威脅”和“兩岸發(fā)展差距”這兩大現實條件的干擾，力求準確測量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與統獨選擇。據此方法設計的問卷，要求隨機抽樣的受訪者回答兩個問題，問題1是“如果臺灣獨立不會引起戰(zhàn)爭，你是不是同意臺灣應該獨立？”；問題2是“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fā)展相當，你是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對問卷答案進行交叉聯列和統計分析，揭示受訪者真正的認同，并描繪出調查樣本的認同分布趨勢。[8]2011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一項民意調查涉及兩岸經濟交往與臺灣人國族認同的關聯問題。根據上述“有條件的統獨選擇測量法”分類，國族認同被分為“臺灣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雙重認同”和“維持現狀”及其他，而兩岸經濟交流對臺灣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則從正面、負面進行量表劃分。數據關聯統計參見表1。

表1：臺灣的民族認同與兩岸經濟交往之關聯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第一次民意調查”，臺北，2011年；參見吳乃德：《中國崛起的政治效應：民族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國效應專題研究小組第一次小型研討會，2011年4月23日。）

分析表1可見，認同自己屬于“中國民族”的受訪者中，認為兩岸經濟關系密切對臺灣經濟發(fā)展“有幫助”和“幫助很大”的比例，高達88.9%。而認同自己屬于“臺灣民族”的受訪者中，對兩岸經濟關系對臺灣經濟發(fā)展影響的正面與負面看法比例分別是38.1%對41.1%。至于“雙重認同者”和“維持現狀者”的看法，也是多數認為有正面影響（分別是76.2%和73.7%）。這些數據說明，對臺灣經濟如何受兩岸經濟交流的影響，這個問題其實并不是一個可以完全客觀認識的問題，而是不同民族認同者有不同的看法——認同觀直接影響了利益觀，主觀性蓋過了經濟理性。

這種基于認同觀的利益觀，為藍綠兩大政治陣營開展政治斗爭提供了利器。雙方分別從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是具有本方認同觀的民眾——中動員和收獲選票支持。實際上，2010年反ECFA和2014年“反服貿”具有相同點：具有臺灣民族認同的民眾中很多人持反對態(tài)度，而具有中國民族認同的人則多持支持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