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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貧富懸殊，政策、政治皆需改革

李世默：還有一點我想跟您探討。中國的扶貧攻堅戰(zhàn)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去年我們宣布基本消除了絕對貧困，共同富裕在中央的施政綱領里面也占據重要的地位，習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著力解決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而在香港，貧富不均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從收入看，香港的基尼指數是非常高的，也許是亞洲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從住房看，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5平米，住房自有率也只有50%。您認為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在哪里？是香港的制度有問題，還是政策有問題？我們怎么樣才能在今后幾年時間里開始解決這些問題？

陳茂波：這方面實在值得反思。香港的“貧窮”，不是“絕對貧窮”，而是“相對貧窮”，它以家庭收入中位數為參考。所以在香港這個地方，貧窮問題是一定有的?，F在看起來比較尖銳的貧窮問題，里面有政策原因，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

信奉的是盡量“積極不干預”自由市場，所以扶貧工作的主要思路是通過一些現金的運作去保底，比方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低收入在職家庭的補助金、老人家的生活金。除了這些現金補貼以外，我們也有提供低廉的公共房屋、公共醫(yī)療，小學、中學免費教育，幼兒園、大學都有補貼。

而且在香港過往的經濟發(fā)展里邊，四大支柱產業(yè)——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業(yè)、旅游業(yè)，以及專業(yè)及工商業(yè)支援專業(yè)服務——共占香港GDP的50%多，雇傭的人口占47%左右。過去這幾年，尤其是金融方面發(fā)展得特別好，所以金融業(yè)占我們GDP的比重超過21%，但是雇傭人口只占7%；同時間旅游業(yè)雇傭的人口比較多，但是工作偏基層。所以香港的產業(yè)結構也有一定的問題。

要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概念，一個是收入方面的貧富懸殊，另一個是資產的貧富懸殊。

收入方面，我覺得往后我們的經濟發(fā)展要更多元化，最重要的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yè)機會，讓年輕人可以按自己的不同興趣發(fā)展事業(yè)。

過去這幾年，我們意識到創(chuàng)新科技非常重要，它不單是一個產業(yè)，也影響其它產業(yè)的升級轉型。所以過去四年，特區(qū)政府在這方面已投入和準備投入的資金大概超過1200億港幣。資金主要集中在兩個范疇，一個是醫(yī)療科技，另一個是大數據人工智能。

我們經過幾年的努力，希望能開創(chuàng)一個比較好的創(chuàng)客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能吸引內地和國際的一些頂級科研機構、科技企業(yè)落戶香港。同時在人才方面，我們也制定了一些政策，比方在人才引進、培訓本地人才方面，我們也投了大量的資源。

當然，在產業(yè)發(fā)展這點上，很多方面都要努力，除了創(chuàng)新科技，其他方面比如文化創(chuàng)意也要加大支持力度。

至于資產的貧富懸殊，這塊最尖銳的問題就是住房，有沒有自己的住房，在資產上的差異會很大。尤其是過去十年來全球資金非常多，在我們這邊也出現供不應求的問題，所以資產價格騰飛得很快。

要解決住房問題，最重要的是要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不單單指出租的公共房屋，還包括出售的資助房屋。同時，在自置物業(yè)這方面，我們要搭建一個比較好的階梯，讓一般老百姓可以先購入資助房屋，然后在自己的收入、事業(yè)發(fā)展得比較好的時候再往上升級。這樣一來，當我們社會經濟發(fā)展良好時，他們也都能通過這些資產分享到好處。

要解決住房問題，最重要的是要增加資助房屋的供應（資料圖：港媒）

剛才講的基本上是政策的問題，一個是保底，一個是產業(yè)發(fā)展，過往比較單一，往后要多元化。

在政治上，國家最近除了制定香港國安法以外，還幫香港完善了選舉制度。這兩點很重要，從保障國家安全方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消除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同時擴大了香港立法會代表的廣泛性和參與性——加入更多的議員，著眼的是全港的利益，而不是個別行業(yè)、個別地區(qū)的利益。

過往香港的行政-立法會有些政治上的斗爭，有時會出現“政治空轉”的情況。完善選舉制度后，立法會的代表性更為廣泛，且參與其中的都是愛國者。同時較大比例的議員不是來自地區(qū)或比較窄的行業(yè)，這也有利于破解固有的利益結構。

我們相信，通過完善選舉，香港行政-立法的關系將迎來比較良性的互動，這樣既有利于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加入管治團隊，同時也能提高管治團隊的管治效能。立法會、行政機關若齊心合力，我們就可以匯聚力量去破解社會上糾結已久的一些問題，比如土地房屋、貧富懸殊、經濟多元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