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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分歧和緊張中，北約峰會于6月24日在荷蘭海牙拉開序幕。據英國《金融時報》和《衛(wèi)報》報道，北約秘書長呂特當天敦促歐洲別再“過度擔憂”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只要專注增加國防開支即可。

觀察者網此前曾刊文探討北約當下面臨的困境，以及由其引發(fā)的全球性挑戰(zhàn)。今日重登，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郭陽】

“美國應退出北約和聯合國。”

2025年3月1日，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領導人埃隆·馬斯克轉發(fā)了一條呼吁美國退出北約的帖子，并附上“我同意”。

馬斯克在一條呼吁美國退出北約的帖子下寫道“我同意”。

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邁克·李也呼應此觀點，稱北約是“歐洲的好買賣，但對美國不公平”，他認為美國的資源被過度用于保護歐洲而非自身利益。

盡管特朗普本人目前并未明確支持退出北約，但他也曾多次向歐洲“盟友”施壓，要求它們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遠超當前2%的目標），并威脅盟友若“不付賬單”，美國將考慮退出北約。特朗普認為美國承擔了北約近2/3的預算（實際美國貢獻約15.9%的直接預算），因此他強調“美國優(yōu)先”，主張歐洲應自主承擔防務成本。

近期美烏會晤的跌宕起伏，也進一步加劇了國際輿論和歐洲國家對北約內部協調的擔憂。因此，德國候任總理默茨質疑北約能否維持現有形式，聲稱德國擬修改憲法豁免國防支出的財政限制，并呼吁歐洲構建獨立防務能力。歐盟也已計劃放寬預算規(guī)則，增加國防開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則敦促烏克蘭修復與特朗普的關系，以維持聯盟團結。

2月28日，烏總統(tǒng)澤連斯基在白宮會見特朗普時場面失控，導致空手而歸。

有專家分析，美國是否退出北約需國會批準，而共和黨內部存在分歧，部分議員仍支持北約。2023年一項法案規(guī)定退出需參議院三分之二通過，所以目前阻力較大。而馬斯克的表態(tài)可能是試探性的，具體的政策動向尚不明朗。

特朗普政府通過施壓盟友和釋放退出信號的真實目的，其實是試圖重構北約責任分擔機制。盡管短期內美國退出北約的可能性較低，但此舉顯然已加劇北約內部裂痕，歐洲也正加速防務自主以應對潛在變局，北約的長期存續(xù)問題確實正在面臨挑戰(zhàn)。

回顧歷史，北約成立于1949年冷戰(zhàn)初期，誕生于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特殊國際格局之下，其建立初衷是“應對蘇聯威脅、保護西歐自由主義國家”。北約以西歐和北美資本主義國家為主體，通過軍事聯合與合作，試圖增強防御能力，遏制蘇聯勢力擴張，維護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

幾乎在整個冷戰(zhàn)時期，北約的防務戰(zhàn)略都以圍堵蘇聯及其領導的“華沙條約組織”為核心，通過集體防御機制、軍事訓練和技術合作等手段，在兩大陣營對抗中謀求軍事優(yōu)勢，確保西方陣營的安全與穩(wěn)定。作為西方世界的軍事與政治聯盟，北約不僅是對抗蘇聯的重要工具，也是西歐在美國支持下協調利益、維護價值觀的機制。

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蘇聯解體和華約解散，兩極格局瓦解，北約賴以成立的安全威脅已不復存在。許多人認為，北約的歷史使命已然結束。然而，北約非但沒有轉型或收縮規(guī)模，反而通過持續(xù)的東擴行為，打破了冷戰(zhàn)后的歐洲安全平衡。這種擴張不僅直接威脅了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安全緩沖地帶，加劇了俄羅斯與西方的信任危機與安全對抗，還惡化了歐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勢，使地緣政治局勢更加復雜。

盡管北約在冷戰(zhàn)時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其持續(xù)擴張已與當前國際格局的現實需求脫節(jié)。不僅未能促進地區(qū)與全球的和平與穩(wěn)定，反而因其擴張政策和內部矛盾，成為潛在的不穩(wěn)定源頭，引發(fā)全球范圍內的復雜安全挑戰(zhàn)。

一、冷戰(zhàn)時期北約的歷史功能與其使命的完成

1. 北約的歷史使命：應對華約，維持歐美安全體系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的簽署標志了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體系正式形成，與1955年成立的華沙條約組織構成冷戰(zhàn)時期兩極對抗的核心架構。北約通過第五條“集體防御”條款，將成員國安全利益捆綁，突破了傳統(tǒng)軍事同盟的臨時性特征，構建起制度化的“安全共同體”。這一機制將西歐國家的安全需求與美國全球戰(zhàn)略結合，為遏制蘇聯的擴張?zhí)峁┝酥贫缺Ｕ稀?

北約通過建立一體化指揮體系、標準化武器裝備和聯合演習機制，實現了軍事能力的整合。1954年采納的“大規(guī)模報復”戰(zhàn)略，更將核威懾納入集體防御框架，形成對華約集團的戰(zhàn)略制衡。在柏林危機（1948-1949）中，美英法三國通過“空中走廊”打破蘇聯封鎖，加速了北約的成型。古巴導彈危機（1962）則展示了北約在核威懾中的作用，肯尼迪政府通過集體安全承諾協調盟國立場，最終迫使蘇聯撤出導彈。  

經濟上，北約與西歐經濟復興形成了協同效應。馬歇爾計劃與《共同防御援助法案》將軍事援助與經濟重建捆綁，推動西歐工業(yè)體系恢復，為北約的防御能力提供了物質基礎。這種“安全—經濟”雙軌模式，不僅構筑了物理層面的“鐵幕”，更塑造了西方陣營的價值認同與利益共同體。柏林危機中的戰(zhàn)略空運與古巴危機中的核威懾博弈，彰顯了北約機制在應對系統(tǒng)性危機時的韌性與整合能力，使其成為冷戰(zhàn)時期西方陣營的核心架構。  

2. 后冷戰(zhàn)國際環(huán)境轉型與北約的戰(zhàn)略悖論  

1991年蘇聯解體與華約解散后，冷戰(zhàn)兩極格局終結，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對抗的消解并未帶來預期的和平。權力真空、地區(qū)沖突與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出現，使北約在失去傳統(tǒng)對手后陷入戰(zhàn)略定位困境。北約選擇通過東擴重構地緣政治版圖，但這一過程反而暴露了其“擴張性生存”的悖論。

冷戰(zhàn)結束后，中東歐國家因安全焦慮與身份認同需求主動尋求融入西方體系，北約則以“民主擴展論”為外衣，將東擴塑造為“歐洲完整與自由”的工程。1999年吸納波蘭、匈牙利、捷克，2004年納入波羅的海三國，北約成員國從16國增至30國。這一進程被視為鞏固美國單極霸權、壓縮俄羅斯戰(zhàn)略空間的工具，但其本質是冷戰(zhàn)思維的延續(xù)。盡管1997年《北約—俄羅斯基本法案》承諾避免在新成員國永久駐軍，但北約在波羅的海的前沿部署直接觸犯俄羅斯“紅線”，為后續(xù)沖突埋下隱患。  

后冷戰(zhàn)時代的安全威脅呈現非對稱性與多元化特征，但北約的應對卻陷入功能泛化與戰(zhàn)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戰(zhàn)爭中，北約未經聯合國授權實施空襲，雖迫使南聯盟屈服，卻開創(chuàng)了“人道主義干預”先例，加劇國際法的碎片化。2001年“9·11”事件后，北約首次啟動第五條集體防御條款，但阿富汗戰(zhàn)爭暴露了其能力短板。美國主導的反恐戰(zhàn)爭被北約“工具箱化”，歐洲盟國因戰(zhàn)略目標分歧導致行動陷入“使命蔓延”與“合法性危機”。  

北約東擴與功能泛化未能有效應對新興挑戰(zhàn)，反而激化與傳統(tǒng)大國的矛盾。2008年俄格戰(zhàn)爭與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揭示了北約“過度延伸”的地緣風險。俄羅斯將北約東擴視為生存威脅，通過強化核威懾與“混合戰(zhàn)爭”手段反制。2022年俄烏軍事沖突則是北約東擴與俄羅斯安全訴求長期對抗的總爆發(fā)。北約通過軍援烏克蘭實施“代理人戰(zhàn)爭”，卻無力阻止沖突外溢與全球能源鏈震蕩。  

因此，北約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存續(xù)，體現了國際制度的路徑依賴特性，但其戰(zhàn)略定位始終困于“敵人缺失”與“威脅創(chuàng)造”的悖論。東擴雖短暫鞏固了西方地緣影響力，卻以犧牲戰(zhàn)略穩(wěn)定性為代價，制造出新舊交織的安全困境。

資料圖：NATO官網

3. 北約的合法性危機：政治符號化與戰(zhàn)略必要性消解  

冷戰(zhàn)后北約的持續(xù)東擴，本質是對制度慣性的路徑依賴，而非基于現實安全需求的理性選擇。波蘭、匈牙利、捷克等國加入北約的進程，體現了北約從軍事同盟向政治共同體的異化。這些國家的“入約”訴求更多是借北約身份完成“脫俄入歐”的政治認證，而非應對實質性軍事威脅。事實上，1990年代中東歐國家的軍費削減已表明其安全壓力有限，而北約東擴的真正驅動力是美國試圖通過這個“民主俱樂部”鞏固冷戰(zhàn)勝利成果。  

北約在后冷戰(zhàn)時代的軍事行動進一步驗證了其功能失調與戰(zhàn)略失焦。1999年科索沃戰(zhàn)爭開創(chuàng)未經聯合國授權的軍事干預先例，引發(fā)國際社會對其合法性的質疑。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中，北約因成員國立場分裂陷入“功能性癱瘓”。2011年利比亞軍事干預中，歐洲盟國對美軍后勤的依賴暴露了其自主防務能力的缺陷。  

此外，北約東擴制造了“自我實現的預言”。1999年吸收中東歐國家后，北約在波蘭部署反導系統(tǒng)，2016年啟動“增強前沿存在”計劃，在波羅的海駐軍，直接刺激俄羅斯采取反制措施。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與2022年俄烏沖突，正是北約地緣擠壓引發(fā)的大國對抗。這種通過制造“俄羅斯威脅”維系內部團結的邏輯，導致歐洲安全環(huán)境惡化，印證了聯盟擴張引發(fā)對抗的理論預言。  

當今北約的存在價值更多體現在成員國身份的政治象征意義，而非軍事效用。從中東歐國家的“政治入約”到烏克蘭危機的安全困境，北約的制度擴張與戰(zhàn)略透支，正在侵蝕其合法性根基。當軍事同盟異化為地緣政治博弈工具，其存續(xù)必要性終將消解，最終淪為冷戰(zhàn)遺產的“僵尸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