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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士奇之所以能夠被《明史》認定為是一個大賢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夠當好和事老、善于和稀泥，能夠有效地阻擋皇權對文官集團的監(jiān)督和管理。出了問題，他在皇帝面前能夠說好話，讓官員們能夠生活得比較自由自在，隨便貪污、隨便兼并土地。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官員，不管是楊士奇也好、徐階也好，都被公認為“大賢臣”。

而那些敢于對天下國家負責任的人，敢于得罪人，敢于整肅官僚集團，整肅權貴集團的人，就一律，或者是大部分被丑化成奸臣。最典型的就是嚴嵩、張璁這些人。

最后的結果，就是真正為國家民族做事情的人，包括皇帝、太監(jiān)、武將、正直的大臣，都被系統(tǒng)地丑化了。

丑化的效果，在東林黨自己看起來，重要就是為了突出東林黨這么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

如果這種丑化僅僅是利益之爭，我們還可以不管。甚至說，我就沒必要去花這些時間來干這些事。

但是，正是因為一兩千年以來的這種“正史”，像《資治通鑒》、《明史》這種記錄，儒家文官集團為了集團的利益，改變歷史的真實，對中國社會的精英集團除了他們自己以外，進行系統(tǒng)地丑化。實際上最終是達到了丑化整個中華文化、貶低整個中華文明的這么一個效果。使我們當代人，在了解中國歷史的時候，自然而然就認為：兩千年來的中國人，就生活在一群厚顏尤恥的、貪婪好色的、昏庸暴虐的專制皇帝的統(tǒng)治之下，沒有任何的個人尊嚴。這兩千年簡直就是黑暗的兩千年。

整個中華文明，可能偶爾有一點點閃光點，有一些四大發(fā)明之類的東西，但是主流是一個黑暗的、昏庸的、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其中被丑化最嚴重的，恰恰就是我們國家歷史上，和平時間最長、經濟最繁榮的大明王朝這段時期。

我們中國古代的歷史，絕不是儒家文官集團永遠正確的歷史。它是一部由許多偉大的皇帝、偉大的太監(jiān)、偉大的武將、偉大的文官和偉大的農民起義領袖共同努力，鑄就的一部光輝燦爛的偉大歷史。這里面充滿了正義與邪惡的斗爭，有輝煌的勝利，也有悲壯的失敗，但判斷正邪的標準絕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維護了官僚集團的特權，是否讓文官們的日子過得很舒服，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樂業(yè)、有利于國家繁榮富強。

儒家文官集團，他們掌握了書寫歷史的權力，事實證明他們?yōu)E用了這種權力。他們在歷史上發(fā)揮過積極的進步的作用，但也發(fā)揮過極為糟糕的反動的作用。中原政權僅有的兩次完整地被北方少數(shù)民族消滅，都是在儒家文官集團全面掌權的背景下發(fā)生的。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獨大的局面，他們整體腐敗無恥，為國家的豪強權貴階層的利益服務，為此不惜殺害岳飛、毛文龍這樣忠心報國的武將，危害國家國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稅收轉嫁到身無分文的底層農民身上，自己這個階層腰纏萬貫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錢稅收，誘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農民起義。最后的結果就是國家因為內外交困走向滅亡，而不是亡于外部武器水平低的過、人數(shù)少得多的少數(shù)民族，這些給中原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給中華文明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對于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必須徹底地反省。

五、反思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往前看

有人總結說，我這本書就是“一個經濟學博士，為了研究政治問題，寫了一本歷史書”。我很喜歡這句話，我就是這么一個意思。我的寫作目的最重要的還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為促進國家的強大，為了中國文化的復興。

我們學習西方，學習了一百多年。這個很好。西方有先進的東西就是要學習。但是學習完了之后，如果我們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必須要有創(chuàng)新，有新的東西，有自己的東西。這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我們自己歷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們獨立的史觀。從整理自己的歷史中，找到中華民族獨立的靈魂。

研究歷史是往后看，但不是為了復古，不是說要再搞個皇帝來管理中國。往后看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往前看。

我并不認為研究歷史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充其量只是具有基礎性的價值。如果說我們中華文明真的要復興，絕對不是說靠吹，說我們歷史多么偉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貶低我們的歷史，說我們在歷史上從未真正強盛偉大過，說我們這個民族的基因就是黑暗專制沒有創(chuàng)造力的，我是堅決不能同意的。

如果中華復興有一個客觀的標志，應該是科技復興。如果有一天我們這個社會，有一些科學家能夠整出來可以顛覆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一套新的科學理論體系出來，中華文明就真的復興了。

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光指望科學家的努力是不夠的，我們在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重新反思歷史，重建中國文化自信，就是其中的一個基礎性的工作。

在新時代反思中國的歷史，是為了從當中找到一些可以指導未來的普遍規(guī)律，而不是簡單地肯定和效仿以前那些制度變革。

比如說，中國歷史上有包辦婚姻。很多人認為是反動。我也認為它肯定是不對。但是我認為在古代社會，這個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古代人的壽命很短，平均壽命30多歲。你看現(xiàn)在咱們中國這個剩男剩女問題很嚴重。如果古代社會都像咱們一樣自由戀愛，大家都到了30歲還不結婚。那中華民族就要亡國滅種了。沒辦法傳遞后代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就應該十五六歲趕緊結婚，剩下十多年的壽命用來把孩子撫養(yǎng)成人，沒時間給你戀愛、東挑西選。抓緊結婚生兒育女，形成人口優(yōu)勢，對外要戰(zhàn)爭，對內要生產。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壓抑人的婚姻自主選擇。

我講這個話，是不是說今天我們也應該搞搞包辦婚姻？顯然我們推不出這個結論來。因為時代已經變了，人均壽命都七十多歲了，你慢慢戀愛，三十四歲結婚都可以。人口太多了，你不結婚不生孩子，也不影響大局。歷史的合理性，只有結合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才能實事求是地分析。但是呢，這個事情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再說出點什么東西來？那就是我們還是要注重中華文明中家庭倫理的價值，要重視個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如果你到深一點的層面去討論它，我認為從中也是可以找一些有益的啟示的。

還有，比如說，中國古代有嚴刑峻法這種傳統(tǒng)。很多人把中國古代法系，認為是一個沒人權、沒法制的黑暗法系，整個是一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