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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的困境

從“初心”來看，國際刑事法院致力于打擊“國際社會關切的最嚴重犯罪行為”，包括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和戰(zhàn)爭罪等。作為超主權機制，國際刑事法院以尊重各國司法主權為基礎，采取補充性管轄權，即僅在國內無法有效追究的情形下進行“補充性”國際管轄。換言之，如果存在有效的國內司法程序，就不會啟動國際刑事法院的程序。

國際刑事法院懲治最嚴重人類犯罪的初衷是好的，尊重各國司法主權的基本設計原則也是對的，但其制度設計卻未能實現(xiàn)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平衡：一方面，國際刑事法院不具備有效運作的大國權力基礎，因此，無法追究哪怕中等國家的某些犯罪行為，只能拿某些亞非小國“開刀”；另一方面，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范圍和調查程序存在不當干預各國主權的副作用，可能被用來干涉他國內政。這正是國際刑事法院的困境，也是主要大國猶豫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羅馬公約》，乃至有些國家加入后又退出的根源。

一方面，國際刑事法院的設計太過理想化，未能借鑒聯(lián)合國的成功經驗。

聯(lián)合國的集體安全機制具有堅實的權力基礎。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決策機制保證了任何安理會決議都具有大國協(xié)調一致的基礎，至少得到了主要大國的默示支持，因而具有了執(zhí)行的前提條件。這種政治性的大國特權，是對現(xiàn)實權力的謹慎尊重，也是對決議執(zhí)行的務實估計。換言之，這種權力設計保證了聯(lián)合國在有效的范圍內開展活動，不會“不自量力、自取其辱”。

國際刑事法院缺少這種制度內的權力平衡，因此，大國通過實際的“不合作”來實現(xiàn)制度外的權力平衡。不對大國的利益和關切給予妥當?shù)年P注，國際刑事法院不僅得不到大國的支持和幫助，更是面臨大國的直接抗拒和規(guī)避。

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任何決議或裁決的執(zhí)行都有賴于國家的支持，尤其是大國的支持。沒有大國的支持，國際刑事法院不僅無法在大國境內有效運作，哪怕連在中等國家內進行運作都成問題。因此，國際刑事法院面臨調查取證、犯罪嫌疑人捕獲、裁決執(zhí)行等都困境，也就不足為奇了。

海牙國際刑事法院

另一方面，國際刑事法院的設計存在不當干預他國主權的副作用。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物管轄權太過寬泛，核心概念界定不夠清晰?！读_馬規(guī)約》對戰(zhàn)爭罪、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都未能給出一個內涵清晰、外延具體的界定。例如，中國對反人類罪定義持保留立場，認為其定義超出了習慣國際法下反人類罪僅適用于戰(zhàn)時行為的限定，有違“懲治最嚴重犯罪”的初衷。

國際刑事法院的屬人和屬地管轄權太過具有侵略性，可能“忤逆”大國。根據《羅馬規(guī)約》規(guī)定，國際刑事法院對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和戰(zhàn)爭罪具有自動管轄權：只要犯罪嫌疑人的國籍國或犯罪行為發(fā)生地國加入了《羅馬規(guī)約》，國際刑事法院就有權管轄上述罪行。如果犯罪行為發(fā)生地國為締約國，但犯罪嫌疑人的國籍國并不是締約國，國際刑事法院仍可以對非締約國的國民在另一締約國境內的罪行進行管轄。換言之，一國不加入國際刑事法院，并不一定能夠保證本國國民免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

國際刑事法院的未來與命數(shù)

國際刑事法院的實踐表明，國際社會有可能建立一套較為獨立且較為有效的國際刑事司法體系。但是，國際刑事法院面臨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統(tǒng)一、獨立的國際刑事司法體系仍缺乏足夠的政治共識和信念基礎。

國際刑事法院的進步是有代價的。雖然，國際刑事法院得到了歐洲國家的支持，但也面臨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的反對。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離不開國際社會的政治支持，但也已經給國際社會帶來不利影響。自成立以來，國際刑事法院面臨“非洲偏見論”的困擾，也面臨法律問題的政治化難題。如果不能通過制度變革爭取主要大國的支持，國際刑事法院的政治冷遇恐怕難以根本扭轉。

國際刑事法院的基礎仍然薄弱。觀念上，刑法全球化或司法全球化需要統(tǒng)一的文化基礎和人權觀念。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應保持在文化和人權“公約數(shù)”范圍內，操之過急，不僅不會增強其有效性，反而會損害整個國際刑事司法體系的正當性。制度上，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理順，謀求法律性與政治性的平衡。國際刑事法院管轄權的補充性原則和啟動機制有待完善，尤其是考慮增加調和案件政治敏感性的軟化機制，促進國際刑事法院與各國國內法院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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