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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非生活的時代，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各派學者都希望以言談打動人主，繼而實踐自己的治國主張，所以彼時論辯之風甚為盛行。然依韓非之見，統(tǒng)治者選拔人才，若過分依據(jù)難以實證的聲譽與未經實踐的夸夸其談，則所用之人很可能難當其任。故而主張使法擇人，使法量功，人才銓選與考核，皆以法令條文作為標準。對此章太炎很是認同，認為雖然今之世不再需要君主統(tǒng)治，但人才選拔，還是應當依據(jù)客觀標準，具體考察政績與能力，以此作為升黜標準。

與之相似，韓非強調官吏任用應看重其專長，這樣才能有良好的行政經驗，進而有效處理各種政務，這一點章太炎也深以為然，所以他批評黃宗羲對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評價，認為宰相雖高高在上，但不可能對國事皆面面精通，因此廢之并無不可。

二

毛澤東晚年的“勸君少罵秦始皇”，置諸中國歷史，絕非無的放矢。秦朝歷二世而亡，漢代雖然在制度上多繼承秦制，但從賈誼寫《過秦論》開始，對秦朝的批判成為漢代政治討論中的一個主要議題，延及后代，亦復如是。近代隨著人們對西學的吸取，更是對秦政大加抨擊。像譚嗣同與嚴復皆痛罵暗襲秦始皇故智的后世君主為“大盜”。

章太炎

然在章太炎看來，秦朝的制度，特別是在人才選拔方面，卻有其可取之處。他指出，法治的最高境界，乃是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權貴，這樣才算公平，而秦政堪稱做到了這一點。秦始皇對人才的選拔，做到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高級官吏，皆從基層行政做起，在有具體業(yè)績之后，方能向上提拔，而不是擅自對貴戚與權門大開方便之門，后者即便出身高貴，但在任用上卻與布衣黔首一視同仁。因此較之后代各類權貴大行于朝，人才選拔不看業(yè)績而看親昵程度，秦朝于此著實優(yōu)于后世許多。

章太炎在論述秦政的同時，其實也是在闡述自己對人才選拔的意見，即不以虛名亂視聽，不因“關系”開“后門”，以相關法令為標準，充分考察各級人才的業(yè)績與能力，并使之從基層行政工作做起，盡量周知民間利病，這樣方能保證官員隊伍具備相應的素質。

對西方政治制度，章太炎也有所汲取。他在許多文章中強調司法權應獨立，表彰中國古代的“刑官”，同時應充分限制總統(tǒng)的權力，使之不能為所欲為，這些其實都是受到近代西方政治學說的影響。不過具體到人才選拔方面，他對時人醉心于代議制深不以為然。

古希臘民主政治，因為各城邦多為小國寡民，故而所有公民皆能參與官吏的選舉。被近代中國人奉為民主圣人的盧梭，在其著作中便指出真正的民主政治，只適合于國土不甚廣袤，民眾數(shù)目有限的地區(qū)。后來代議制度在西方興起，讓民眾選舉議員，議員再選舉執(zhí)政者，使議員代民眾立言發(fā)聲。在許多近代知識分子看來，廣土眾民如中國者，便應引進代議制度，以此選拔人才。

對于這類觀點，章太炎指出中西歷史發(fā)展與現(xiàn)實國情皆大不相同，不可輕率將彼土制度移于此間。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生活的時代，由于西方資本主義托拉斯的盛行，民主選舉多淪為資本貴族的利益分配，而日本也由于財閥與權貴的結合，使選舉制度流于黨爭，并且在國家至上的口號之下，其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代表民眾利益，也實在令人懷疑。這些時代背景，更使章氏對中國若實行代議政治深感憂慮。

章太炎質疑，中國地域廣袤，并且交通極不發(fā)達，若實行代議選舉，那么一般民眾，能夠對候選人真正了解多少？能被民眾矚目，又會是哪些人？在他看來，很可能只是地方上的土豪或善于夸夸其談者能被選出，真正具有治國能力的賢良，或是不善于口舌之道，或是沒有地方土豪那樣的聲望與活動能力，那么也極有可能沉淪民間，不被人們認識。一旦如此，議院中的議員，便很難真正代表民眾利益，而只是各類豪強與權貴的代言人。加之當時中國民眾的識字率普遍低下，各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極不平衡，如何界定選民標準，在具體操作上同樣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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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隱憂，在民國建立之后，不幸多變?yōu)槭聦?。民初的政治格局中，議院政治在多數(shù)時間里，不是被武人所脅迫利誘，便是淪為官僚集團之間的黨爭。

三

在中國歷史上，行政官員應當具備何種知識，在銓選制度的設計上至為重要，時代不同，各有側重。秦代奉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強調對法令了解的重要性，這被章學誠視為與上古三代之制暗合。漢代自武帝以來，雖獨尊儒術，但依然重視法令，精通儒家經典與熟知典章律令，皆被認為是有志從政者應具備的素質，漢代許多經學大師，對于律令亦十分諳熟。在科舉考試成為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后，唐代重視詩賦辭章，宋代推崇經義策問，理學成為官學后，朱注《四書》成為有志通過科舉而進入仕途者所必須熟悉的內容。

章太炎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即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他在清末立志以新觀點與新體例撰寫一部《中國通史》，在鼓吹排滿革命之時，強調歷史為國粹最主要的載體。而到了晚年，他目睹民國以來政局混亂，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在許多場合宣揚應重視讀史，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對有志從政者的期許。

他主張讀史應識大體，即熟知歷代政治社會之變遷，國土疆域之沿革，通過對于歷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夠從中吸取足以為當下所借鑒與取法之處，只有熟讀歷史，從中國歷史本身出發(fā)，才能在處理政務之時充分考慮到歷史與現(xiàn)狀，不至于舉措乖張，并能從前人經驗中獲得借鑒。而應讀的史籍，乃是歷代正史與典章制度之書。他反對對歷史事跡的過度懷疑，反對重視所謂文化史而輕視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這背后除了學派紛爭之外，便是認為如此讀史，無補于致用，使有志從政者不能對中國歷史有真正的了解，不能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在晚年的許多講演中，他都舉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人讀史的例子，指出他們在青年時代皆有過熟讀中國歷代政治變遷與制度沿革的經歷，這成為后來其涉世從政的重要知識積累。與之相對，他在反思辛亥革命時，認為宋教仁不熟悉中國歷代官制變遷之大勢，而去一味的羨慕日本政治。認為日本政治制度中內閣可以副署首相命令，再由兩院議員決議是否付諸實行。因此欲將其移植于中國。但不悟中國當時所謂“議員”，實不具備憲政下應有之素質，所以致使民國國會名譽掃地，而宋教仁自己也由于呼吁政黨政治，因而侵袁世凱之權，最后慘遭暗殺。

總之，章太炎一生，治學講學之余，不能忘情于政治，不但參與其中，而且提出許多治國之道。雖然他自己與同時代的許多思想界一樣，未能親眼看到中國臻于富強，但其對人才選拔的思考與主張，卻很值得后人三復斯言。正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系統(tǒng)回顧中國歷史，總結前人經驗教訓，從實際出發(fā)，使制度建設能符合中國歷史與現(xiàn)狀，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避免造成新的權貴，征諸晚近事狀，今世喜讀歷史者，豈能不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