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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研究科學史會涉及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對比研究，您認為在不同文明對比研究的時候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么？

文一：需要避免 “西方中心論”陷阱。首先，人們必須認識到古代科學和近、現代科學的根本區(qū)別。比如古代數學，無論是古希臘的平面幾何還是古代中國的代數，都是常量數學，都是以不變的數量和圖形為研究對象的。而近代數學是變量數學，是以變化中的數量-空間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而促成數學由常量數學向變量數學這個歷史性轉化的，恰好是中國的火藥-火炮，是炮彈力學和彈道學。

其次，數學不是科學，而只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工具。而任何工具都有其局限性。比如今天的數學已經如此發(fā)達，但人們仍然不可能從數學中推演出化學元素周期表和人體結構。

第三，科學不只是物理學，它還包括化學、生物學等等，而這些科學很少用到數學，因此與古希臘根本扯不上關系。

第四，近代數學的發(fā)展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由近代物理學的發(fā)展推動的，以至伽利略-牛頓之后歐洲的數學就是物理學和力學，而近代物理學又是由炮彈力學推動的，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是由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三段論）或者古希臘平面幾何式的公理體系運動推動的。

第五，像任何一門史學研究一樣，科學史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史料；一方面是史觀───即如何理解和解釋史料。恰好在史觀這個角度，我覺得國內大多數學者陷入了流行的西方中心論陷阱，而這個陷阱是19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后由一大批持“輝格史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西方中心論”的學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站在“西方勝利者”的角度書寫的，包括韋伯和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們。

而且好多研究科學史的國內學者并不了解科學本身的發(fā)展史，而是被物理學教材的編寫方式欺騙了，誤以為實際的物理學理論是按照教材提供的演繹方式展開的。

比如華東理工大學的高能物理學家廖瑋教授就在《科學思維的藝術》一書中就批評了這種對科學的錯誤認知：

“常?？梢钥吹接腥税盐锢韺W當作是邏輯嚴密的精妙理論，可以由少數的原理解釋廣泛的現象，例如牛頓力學體系。許多人以牛頓作為科學的典范，甚至有人把牛頓力學那樣系統化的理論才當作是科學。這種對科學的理解實際上是把教科書上總結好的科學理論當作為科學，甚至當作是科學的全部，實質上是只把已經完成的理論當作科學。擁有這種思想方法的人常常不知道科學理論中的概念從何而來、有什么根據……好像哲學家在書齋中的思辨和想象可以憑空建立起科學發(fā)展所需的概念，可以勝過科學家在實驗室里艱苦的實驗工作以及對實驗的思考。……以上這種對科學的理解，是一種對現實顛倒的思路。”

觀察者網：正如您在《科學革命的密碼》中提出，現代革命是軍備競賽是戰(zhàn)爭的產物，那之后的國家是否要通過戰(zhàn)爭來進行科學革命？和平和發(fā)展是我們的時代主題，現代社會的科學革命是否會以更加激烈的競爭來推動，比如中美之間的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

文一： 自古以來，重大的科學突破都是由現實問題推動的，是為了回答當時科學家所處時代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包括生產活動和實驗室提出的問題。而人類最重大的現實問題莫過于生存問題，生存危機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

生存危機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大自然的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威脅，人類為了防避自然災害帶來的巨大危險，必須要產生對大自然進行解釋和預測的能力，這是一個推力。另一個就是戰(zhàn)爭，戰(zhàn)爭對人類的集體性生存造成威脅，給科學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刺激。

比如，美蘇冷戰(zhàn)期間的軍備競賽為西方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創(chuàng)造了多少科學論文，創(chuàng)造了多少科學家和多少技術突破。

1975年，美國宇航員托馬斯·斯塔福德和蘇聯宇航員阿列克謝·列昂諾夫在太空握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這種跨國軍備競賽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正好是那個時代軍備競賽的領軍人物，他一輩子都在威尼斯兵工廠研究火炮技術。因此伽利略的經典物理學突破完全是軍備競賽和戰(zhàn)爭需求刺激和推動的。

從理想的角度講，人類未來的科學發(fā)現的動力不要源自戰(zhàn)爭、軍備競賽，而是希望源自商業(yè)競爭，甚至完全被人類的好奇心推動。這個才是我們希望應該作為人類理解自然界、掌握自然規(guī)律的最好動力，但是這只是理想狀態(tài)。

現實中，科學革命的爆發(fā)卻不是這樣的。甚至直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現實中的科學研究和突破頁往往是受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推動的。比如西方頒發(fā)的諾貝爾獎，建立各種各樣的實驗室，鼓勵科學家在雜志上發(fā)表文章來獲得提拔和獎金等，都是在刺激科學的發(fā)展。

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科學活動應該是怎么樣的”混淆于“科學活動實際上是怎么樣的”。理想中的科學應該完全由好奇心推動，可惜現實世界中尤其是歐洲歷史上的科學并非如此。

第一，科學思維的主要材料來源于實踐活動的刺激和提出問題，但科學思維的結果又高于實踐活動，獲得了對普遍規(guī)律的認識和第一性原理。但是離開了實踐活動的刺激，就不會提出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有答案（科學理論）。

第二，科學尤其是化學生物學的進步即便在早期都不是依靠一個人坐在辦公室依靠數學工具就能靠推導演繹而獲得，而是必須依靠成本高昂的實驗室和科學團體的大規(guī)模協作才能獲得。而這個高昂的組織成本和實驗成本需要國家力量的扶持才有可能。

第三，歷史上的經典物理學革命和化學革命受熱兵器戰(zhàn)爭的推動，并不能得出今后的科學革命也要靠戰(zhàn)爭驅動。它只是說明人類之所以對科學活動投資是因為實踐和時代向智者提出了古人（包括古希臘人和古中國人）根本沒有碰到過的劃時代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國家存亡，因此才有了社會力量對科學的重視和科學革命的爆發(fā)。

科學發(fā)展的歷史和社會動力學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對科學的功利性需求越強大，那個國家的科學發(fā)展速度就越快；那個國家對科學研究活動的資金投入越多，科學進步就越快。這是事實 ，但是人類可以跳出科學發(fā)展的這個功利主義階段，主動地投入和投資于科學活動。

問題在于當生產力還不足以把人從基本生存壓力下解放出來的時候，一個幾萬人的貧窮小國家是沒有動力去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的，除非有現實的社會需求。因此在和平年代為了進一步推動人類科學的發(fā)展，所有國家必須聯合起來將科學本身設為目的，成立專門基金，設立一系列激勵機制獎勵機制來鼓勵科學活動，哪怕它們沒有任何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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