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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精英敘事卻堅稱，印度正站在經濟騰飛的風口浪尖。這種說法源自美西方流行的“中國達峰論”，即中國已經越過巔峰開始走下坡路。例如，長期依賴中國的蘋果公司，正在推動其承包商在印投建組裝高端iPhone的產線，有人據此猜測，雖然印度在質控、物流等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但智能手機制造商離開中國仍有益于印度。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這種樂觀的可能性，但現(xiàn)有證據并不支持這種說法。據經濟學家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觀察，中國制造商正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從成本高昂的沿海地區(qū)向成本較低的內陸欠發(fā)達地區(qū)轉移。或許，中國內陸地區(qū)才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興市場。

自華撤離的投資者主要流向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和中國一樣都是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RCEP）成員國。RCEP成員國間關稅較低，甚至為零，這使成員國企業(yè)進入區(qū)域供應鏈更具競爭優(yōu)勢。印制造商擔心東亞和東南亞競爭對手利用低關稅殺入印本土市場，這樣是印度一直未加入RCEP的重要原因。美國部分生產商撤出中國，許多將業(yè)務轉移至“近岸”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偠灾?，盡管在動蕩中一些資本可能流向印度，但事實上2023年和之前兩年比，流入印度的外國投資反而大幅下降。

2021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為戰(zhàn)略性產業(yè)的生產產品、創(chuàng)造就業(yè)提供經濟獎勵。然而，正如印央行前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所警告的那樣，這些計劃只不過在補貼制造商，讓企業(yè)賺得盆滿缽滿。他還指出，智能手機組裝“顯而易見的成功”具有欺騙性。顯然，印企生產手機所需的進口原材料成本甚至高于其銷售價格，而正是出口補貼導致了這種反常結果。

就像在農業(yè)領域一樣，印度經濟決策者似乎對創(chuàng)造就業(yè)一無所知，其策略就是用“保留制”分配極為有限的政府職位。1990年8月，印總理VP·辛格采納曼達爾委員會報告建議，為其他落后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下文簡稱OBC）保留27%的聯(lián)邦政府職位。憲法中已為表列種姓、表列部落保留22.5%的職位，因此印度政府和公共部門總共49.5%職位處于“保留狀態(tài)”。雖然保留是為了“糾正歷史上的不公正”，但并未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反而成為一場政治游戲。（譯者注：印度“保留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階層在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中保留工作名額。對表列種姓、表列部落的保留制度由印度《憲法》規(guī)定，每10年審查一次。對“其他落后階層”的保留制度是由總統(tǒng)任命專門委員會調查“落后階層”的社會經濟狀況后向聯(lián)邦或地方政府提出建議。曼達爾委員會即1978年人民黨政府成立的最早的“社會和教育落后階層”委員會，英文為Socially and Educationally Backward Classes Commission ，簡稱SEBC。1980年該委員會提交報告，將多達3743個種姓確定為社會和教育落后階層，建議在政府和公共機構中為其保留27%的職位。）

同時，被排除在OBC之外的社群也開始爭取被貼上這個標簽。例如，到1999年，德里政府又指定54個社群為OBC，因此激發(fā)出一些OBC社群壟斷保留職位的擔憂。2017年10月，印政府指示退休法官 G·羅希尼（G Rohini）成立一個委員會，以在10周內完成對OBC的細化分類。2017年12月，該委員會要求延長時間才能完成這項繁重的工作——OBC細化分類延期多達14次，最后一次延期是2019年1月。同時，莫迪政府采取行動，為高種姓中的經濟弱勢群體保留10%的工作職位。至此，多達60%的政府職位成為“被保留職位”。2022年11月，印最高法院放棄此前反對保留一半以上職位的意見，最終批準這一倡議。僅有年收入達80萬盧比及以上的家庭沒有資格獲得預留名額，而OBC中的被稱為奶油層的精英也被排除在外。自此，保留職位擴張至60%后，絕大多數公民都擁有獲得預留名額的資格。

在這種危險的均衡態(tài)勢中，促進就業(yè)的呼聲日益高漲，而腐敗無能的政客則更愿意以保留資格換取選民忠誠。人們別無選擇，反而認為這種病態(tài)交易實屬常態(tài)。印精英因此在經濟政策中并不重視農業(yè)和低技能職位，反而寄希望于技術密集型產業(yè)。

印度歷史上歷屆總理都各自懷有鮮明的技術愿景（techno visions）：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青睞大壩、鋼鐵廠、化肥廠；拉吉夫·甘地希望每個教室都配備一臺電腦；納倫德拉·莫迪則期待印度成為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奇跡的先鋒。

如今，技術有望從多個角度解決印度發(fā)展赤字問題。其中，聽起來最言之有理的是經濟學家拉古拉姆·拉詹 （Raghuram Rajan）和羅希特·蘭巴 （Rohit Lamba）提出的觀點。他們認為，過去十年，印占全球服務出口份額從 3% 增至 4%——在世界服務貿易最具活力的領域，包括電信、計算機、軟件服務，以及通過先進通信技術在全球范圍內銷售的咨詢、研究和開發(fā)等“其他商業(yè)服務”中，印所占份額雖少，但地位關鍵。他們相信，印服務貿易能進一步擴展至“金融、醫(yī)學、教育、法律”等領域。

然而，這一策略看似合理，但卻并不現(xiàn)實。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推高的線上服務需求已在全球范圍內放緩。更重要的是，印度支離破碎的教育體系是其面臨的巨大桎梏——雖然印度每年畢業(yè)生達數百萬之巨，但有望進入高技能服務行業(yè)就業(yè)的規(guī)模僅有幾萬人。這一群體還需要和來自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東亞經濟體的專業(yè)人士競爭，而這些國家往往長期高強度投資人力資本。例如，中國大學擁有世界一流的數學和計算機專業(yè)，有效助力中國計算機和軟件服務擴大出口。同時，熟練掌握英語的中國人也不斷增多。此外，線上服務有其局限性，包括在線教育不能取代線下低質量課堂教育。許多國際服務需經嚴格審核才能獲得許可，并接受嚴格監(jiān)管。

隨著印國內市場潛力的光環(huán)褪去，印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獨角獸”的傳說也告一段落。這種增長依賴美西方寬松的貨幣政策催生的低成本資金，流動性極高的風險投資大量流入印度，但目前這種趨勢已難以為繼。更嚴重的問題是，印國內市場狹小。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線上狂潮”幾乎已將印潛在用戶全數激發(fā)總量最多高達7000萬人，但也可能僅不到 5000萬人。其實，印度國內iPhone、星巴克和網飛（Netflix）的消費者人口相當于“加利福尼亞州”，而每月使用幾次食品配送服務Zomato的用戶僅略高于 1000 萬。

投資者大幅削減對印投資，并調低對印初創(chuàng)企業(yè)的估值，因為他們認識到印度國內市場狹小、新冠肺炎疫情時期的客戶增長難以再現(xiàn)，其投資的企業(yè)恐怕永遠不會盈利。其中，印教育科技企業(yè)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印初創(chuàng)企業(yè)領頭羊Byju’s估值已從220億美元降至84億美元。印度教育科技企業(yè)正在認識到，遠程工作室的“網紅老師”無法取代線下教育體系，畢竟人與人的互動才是教育的本質。隨著Byju’s深陷與國際債權人的法庭之爭，暫未提供2021-22年度的審計賬目，印度教育科技產業(yè)已陷入整體危機，隨著估值下降他們已裁掉了2萬多名員工。

印度許多決策者寄希望于“零工經濟”，包括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預約制美容師、準備家常菜的女性，甚至傳統(tǒng)三輪車司機。美好的希望在于，一旦用戶其登錄APP或社交媒體，就會有更多機會獲得體面的工作。然而，與初創(chuàng)公司估值暴跌原因相同，零工規(guī)模增長速度遠低于印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預計“不到十年增長兩倍”的速度，根本無法從2020-2021財年的770萬增長到2029-30財年的2350萬。

而且，雖然零工賦能女性參與勞動力大軍，但零工工作時間過長，且工人缺少保障。許多工人，尤其是快遞員，成為頻發(fā)事故和氣候危機（如熱浪和暴雨）的直接受害者。此外，零工迫于應用程序 “要么接受要么放棄”條款，很可能損失本就微薄的工資——應用程序可能突然停用或終止零工合同，而承諾社會保障的勞動法也仍未實施。零工為送孩子上學而苦苦掙扎，哀嘆幾乎沒有向上階層流動的機會，就像現(xiàn)代的甘蔗工和磚窯工，從事低薪的繁重工作。

最后，期待技術徹底改變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也并不現(xiàn)實。像教育一樣，改善醫(yī)療保健事業(yè)的關鍵是培訓下一代專業(yè)人員，但技術并不能緩解教師長期短缺的問題，技術也無法解決醫(yī)療人員短缺的現(xiàn)狀。在許可制度放松的背景下，印度醫(yī)學院數量激增，而政府承諾在每個地區(qū)建立一所醫(yī)學院，但光有這些嶄新的建筑，但卻缺乏培養(yǎng)新醫(yī)生的教師。印醫(yī)患比從1991年的1.2‰降至2020年的0.7‰，而在中國這一比例為2.4‰。著名商務雜志《the Ken》發(fā)表文章質疑盲目使用技術噱頭，“很多企業(yè)都在開發(fā)健康應用程序（APP），但沒有人想著如何增加醫(yī)療專業(yè)人員?！?

土地管理是另一個存在技術濫用風險的領域。2008年8月，印政府宣布“數字印度”土地記錄現(xiàn)代化計劃，旨在促進土地確權和轉讓透明化。2023年3月，印農村發(fā)展部長宣布，土地記錄數字化已接近完成，而政府已啟動“布瓦-阿達爾”（Bhua-Adhar）計劃，其中帶有生物身份識別系統(tǒng)的Aadhar卡成為識別土地所有權的唯一認證。然而，這種數字化與印度普遍存在的土地所有權糾紛現(xiàn)實格格不入。法律不明確與管理者不守法疊加是這類沖突頻發(fā)的原因，而司法無法解決爭端則是沖突持續(xù)的原因。印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四分之一，民事訴訟案件三分之二涉及土地糾紛。這類案件往往拖延幾十年。實現(xiàn)有效的土地管理需要更快更公正的解決爭議，而這又要求土地清晰確權。若不推動清晰確權，數字化則有可能造成紙質記錄和數字記錄的新沖突。

總而言之，底線其實頗為簡單。印經濟發(fā)展需要人力資本、高度法治、負責任的司法機構，而技術并不能克服各行各業(yè)內生的發(fā)展赤字，甚至有可能加劇這些發(fā)展赤字。

在所有預測者中，《經濟學人》的預測最易追溯——其預測往往大膽而明確，但現(xiàn)實結果卻往往與預測截然相反。2009年11月，《經濟學人》封面文章宣布“巴西起飛”，并配以“救世主基督雕如火箭上升”圖片，其預測巴西2014年后將超過英法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然而，2013年6月，巴西各地爆發(fā)前所未有的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棺h者反對物價上漲、政府腐敗以及質量低下的教育和醫(yī)療服務。一個標語牌上寫有“第一世界的體育場，第三世界的學校和醫(yī)院”，以諷刺次年在巴西舉行的足球世界杯。2013年9月，基督雕像在《經濟學人》封面上轟然墜地，并配文“巴西搞砸了嗎?”

巴西為世界杯和2016年奧運會建造一流的體育場。但是，2011年之后，巴西經濟幾乎沒有增長。2018年，巴西與加拿大、韓國在全球第九大經濟體的位置上幾乎不相上下。然而，如今巴西教育體系混亂；非正規(guī)部門仍是最大雇主；大多數巴西人的生活與災難的距離只差一份工資；暴力犯罪猖獗；氣候危機正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導致環(huán)境極劇惡化。

從這個角度看，印度也應該擔憂《經濟學人》的封面問題——《經濟學人》2022年5 月宣稱“印度時刻即將到來”。雜志封面上莫迪總理駕駛著一輛飛車，在古老、破敗的印度上空飛躍。這一期《經濟學人》的社論預言未來十年“一種新合力”——技術飛躍、能源轉型、地緣政治轉變構成的合理——將深刻重塑印度經濟。

《經濟學人》2022年5月封面，圖源：網絡

那些導致《經濟學人》巴西樂觀預測破滅的因素也可能導致對印樂觀情緒泡湯。印度的教育和醫(yī)療服務狀況更差，農業(yè)受嚴重缺水威脅，不穩(wěn)定的非正規(guī)就業(yè)現(xiàn)象更為普遍，同時環(huán)境惡化導致空氣、土地、水資源快速退化。氣候危機引起反復出現(xiàn)的熱浪、極端降雨事件、海岸侵蝕和冰川融化。采砂、毒品貿易和武器販運導致暴力犯罪頻發(fā)。過去十年，針對婦女的犯罪增加。從2004年有記錄以來，印度各級議員面臨刑事指控的比例也持續(xù)上升。

由于無法解決這些根本問題，印度各派領導人轉而派發(fā)救濟品以吸引選民，并承諾為經濟和道德危機提供“技術解決方案”。但是，被包裝為“新福利主義”的施舍廣受嘲諷，因為這并未創(chuàng)造經濟機會，也并未提供大眾自力更生的必要資金。至于科技，印度也和巴西相似，WhatsApp和電子商務僅能作點綴生活之用，而非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要實現(xiàn)發(fā)展，還須依賴“老派的方式”，既在相互信任的關系中努力工作、真誠行動。改變的議程很長，路徑也已明確，但時間卻不夠用了。

（作者簡介：阿紹卡·莫迪，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經濟政策客座教授，曾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著有《歐洲悲劇：九幕戲劇》《印度的破碎：被背叛的人民、獨立至今》。本文編譯自《The Caravan》雜志2023年7月01日文章，原標題為A Moral Failures: There are no magic bullets for India’s economic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