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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功入主白宮，總統(tǒng)將求助他的政治顧問引導他的政策路線。區(qū)別于從前的政黨老板，政治顧問并不會想到去競選公職。他們甚至不是由意識形態(tài)驅動的那類人。很多顧問游走在多位政治候選人之間——甚至是不同政黨之間——向出價最高者提供他們的服務。

總統(tǒng)對他們的信任體現(xiàn)了社會科學在我們民族生活中越來越高的權威。正如我們一樣，總統(tǒng)相信，這些魔法師可以科學地運用民意調查和小組調查，可以設計出新聞的故事情節(jié)、片段化的政治宣傳話語、以及戲劇性的圖景，最終可以有效地塑造普通選民的認知，借以維持總統(tǒng)的民眾支持度。

這中間存在著大量的偽科學、純粹的能力不及格，混合進入了政治顧問在極大的時間壓力之下完成的實際工作。但是，諸如此類的疑慮并不會困擾總統(tǒng)。別忘記，他的政治顧問已經運用漂亮的數(shù)據(jù)和科學主義的競選口號，幫助他成功地入主白宮；如果政治顧問讓他走了這么遠，他們必定提供了正確的服務！

白宮對民意調查的興趣始于羅斯?？偨y(tǒng)，但是，民調只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才變?yōu)榘讓m一項主要的當務之急。尼克松的辦公室主任H.R.哈德曼就曾是一位在市場營銷方面具有長期經驗的廣告主管，因此，尼克松曾要求他組織起一項民意調查工作，從而“接觸到”“普通的美國人”。

尼克松及其幕僚（資料圖/白宮）

由于初選體制的勝利，媒體顧問的統(tǒng)治力獲得了更進一步的動量。吉米·卡特之所以可以在民主黨初選過程中由政治上的默默無聞躍升為總統(tǒng)候選人，他的民調專家帕特·卡戴爾可以說是功不可沒。而在卡特出掌白宮后，卡戴爾自然就成為總統(tǒng)核心圈子的成員之一。

到了21世紀，民調魔法師在白宮內的特權地位已經無法動搖——沒有總統(tǒng)曾經想過，他的執(zhí)政可以沒有民調專家的日常建議。

不同的總統(tǒng)會以不同方式運用他們的民調師。一方面，他們可能將民調數(shù)據(jù)用作民意的一面鏡子，努力調整他們自己的立場以符合隨時變化的數(shù)據(jù)。如果比爾·克林頓的顧問迪克·莫里斯值得信任，那么他的老板實踐的就是這一鏡像策略（mirroring strategy）。

對于比爾·克林頓來說，積極的民調數(shù)據(jù)并不只是工具——它們是辯護、肯定和嘉許——而消極的民調結果則是一種學習過程，他的自我形象被否定的痛苦在這時要求深刻的內省……他運用民調所調整的不只是他在一個議題上的思考，而是他的理論體系，讓它可以盡可能地與這個國家的體系得以同步。

當總統(tǒng)采取這一鏡像策略時，民調在運作時就是一種對極端路線的制約——連續(xù)不斷地拉動總統(tǒng)回到主流。

小布什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接受提名的演說中否定了克林頓的例子：“偉大的決斷在做出時必須要慎重，必須要確信，但并不必須要民調?！碑斝〔际病耙钥肆诸D之道反施克林頓之身”，設立了白宮策略議案辦公室時，小布什并沒有有計劃地忙于鏡像策略。他經常應用該辦公室設計出敘述和片段化的政治宣傳，以提高那些表達出他本人之信念的立場的支持度。這一操控策略（manipulative strategy）激勵了極端主義。

即便是媒體操控者在單個案例中未能取得成功，上述判斷仍然是真實的。在關鍵的決斷時刻，沒有總統(tǒng)可以知道他的操控策略將會如何。問題在于總統(tǒng)是否具有足夠的信心，讓他的媒體魔法師放手一試。由此看來，媒體操控者日漸驕縱的自信心令人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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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煽動政治成為一種科學的同時，煽動政治的主要制度約束卻正在瓦解。

在20世紀的進程內，大城市的報紙握有可供養(yǎng)大量嚴肅新聞從業(yè)者的財政資源，這些新聞業(yè)者的職責就是質詢政府的新聞故事情節(jié)。批判反應的可能性制約著白宮，讓它不至于太放肆地進行過分的媒體操控和扭曲——尤其是自從新聞電視網(wǎng)通常是借用報紙的故事情節(jié)之后。這些電視節(jié)目經常會提供膚淺得多的報道：“電視上的一個大新聞可能有2分鐘的時間或者約400個字。《洛杉磯時報》對同一則大新聞的報道很容易到達2000字?！北M管如此，電視新聞還是鞏固了職業(yè)記者在制約和平衡上的權力。

但是，這些記者守門人在近數(shù)十年內均在走下坡路。從1980年至2000年，收看電視新聞網(wǎng)的家庭比例已經下降了一半——由大約40%到20%。無論報紙還是電視也都在減少它們對公共議題的報道：在1980年代初，四分之三的頭版報道和電視新聞網(wǎng)關注的是政府和政治；但到了1990年代末，這一比例已經下落至大約60%。

在很大程度上，這一逃避公共事務的轉變是對有線電視內全新聞頻道之出現(xiàn)的回應，后者將全國的政治癮君子的關注轉移至CNN和Fox。隨著興致盎然的觀眾放棄了電視新聞網(wǎng)內的新聞，主要的廣播公司轉變了它們的報道重點，強調它們余下觀眾的“人性化”事務——減少了許多美國人據(jù)以進行決策的政治信息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