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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鵬：另外也提到庫什納，一個危險在向特朗普逼近，如果這件事情要牽扯到弗林上級，哪怕這個上級不是特朗普，你覺得特朗普有可能被彈劾嗎？

崔之元：現(xiàn)在還不能馬上做出確定的回答，但是確實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新的發(fā)展。

劉紀鵬：所以為什么今天這個講座這么重要，今天美國宣布以色列的首都從特拉維夫搬到耶路撒冷，庫什納就是猶太人，猶太人的力量很強。特朗普這個時期采用一系列抓人眼球的措施，我覺得包括朝鮮問題，可能都跟所謂通俄門威脅是有聯(lián)系的，這是我談的第一個話題。

第二個話題談到中國模式，喬良將軍和孔丹理事長都在談我們既不輸入也不輸出。我是在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中走過來的，我關注到中國學派一直在分化。但是習主席這次又談了我們既不輸入其他人的模式，我們也不輸出中國模式，這里面就有一個我們學十九大報告最重要的觀點，就是不輸出中國模式了，我想請問崔教授第一你認為有沒有中國模式？第二中國模式是什么？我想請崔教授回答。

崔之元：我覺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肯定是存在的，比較早的時候，即在2006年，當時我和社科院美國所所長黃平一起編過一本書叫《北京共識》，但是最早的北京共識是基辛格顧問的公司的總經理Ramo提出來的。他原來是我在芝加哥大學的一個師弟，他是訪問了一百個中國的學者和政府官員后總結出來的。后來習主席有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習主席自己從北京共識討論到中國道路有這么一段話。但是我覺得中國模式有自身的特點，包括混合所有制體制，混合共同發(fā)展的經濟，在政治上我們也可以總結出一些說法，我覺得也還不夠完善，還是要在發(fā)展過程之中不斷完善。

劉紀鵬：就是你覺得還沒有完全形成，還是我們沒有總結出來？這是明年四十年改革的重點，是中信大講堂的主要核心內容。

崔之元：可以概括出一些，比如十九大提出的監(jiān)察委的建立，中國模式本身帶有一個頂層設計和基層實驗的結合，因此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模式是一個過程，一個道路，也是相對穩(wěn)定的，其中頂層設計和基層實驗是主要的特點。

劉紀鵬：最后，我還是想反擊一下喬良將軍。第一點我說的是不能小覷班農和他影響的特朗普的減稅，在我眼里福山沒有辦法和班農比，他闡述的就是中國人，外國人當中班農的表達讓我非常敬佩。但是班農談到《鄉(xiāng)下人的悲歌》，可是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特朗普交易的藝術，這是實用主義不是學者在空談。所以看到特朗普減稅，我跟喬將軍的不同之處在于，他覺得你愛減不減、我們阻止不了，我認為我們威脅很大。

中國現(xiàn)在稅收是20%，美國稅收是35%，一個蘋果手機在外面要存幾萬億美金就不回來，現(xiàn)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富人在往美國之外移民，特別是這些藝術家、有錢人。所以為什么避稅島大部分都是美國人？特朗普目的是把這一點鎖定了。按照拉弗曲線，稅率越高并不意味著美國收入越高。中國的企業(yè)家比如曹德旺說在美國投資環(huán)境透明、政策穩(wěn)定，很多人跑到那去也覺得好像美國更安全，但是所有富人到美國最怵的就是美國的稅收。

所以請之元談談經濟，減稅會有什么影響？

崔之元：我在人民大學做過一個關于中西方新常態(tài)的比較。大家知道供給側改革這個詞在中國很流行，習主席當時最早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時候，很多人說是里根經濟學，后來習主席專門有一個解釋：我們的供給側改革不是里根經濟學，我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不反對減稅在一定條件下會有作用，但是我認為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拉弗曲線實際上即使不說完全錯誤，也是過于簡單化的一種說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還是很多方面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不是里根經濟學，黃奇帆他有比較有意思的講法，他認為他的政策是里根加馬克思，所以某種意義上他需要低稅率的環(huán)境，還要考慮一系列其他因素，包括如何發(fā)揮公有資產的作用。西方經濟學里一個很重要的誤區(qū)，就是只考慮國債和稅收，但是我覺得中國特色要考慮到國債、稅收和國有資產三方面。

比如重慶，根據黃奇帆的解釋，重慶還是要保持低稅率。西部大開發(fā)的時候，西部12個省市都可以用國家鼓勵的15%的稅率，但是西部有其他省因為把地方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太快，如果仍然繼續(xù)用中央的15%稅率，就沒法完成社會職能。重慶就一直堅持了15%的低稅率。為什么能做到呢？主要是因為公有資產發(fā)揮了較大的作用。我覺得美國的問題就是沒有考慮到公有資產，公有資產沒有整個調動起來。國債、稅收和公有資產這三架馬車需要運轉起來，美國只有國債或者稅收兩個支柱。

比如，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就把公有資產運用起來了。因為阿拉斯加州的石油恰恰是在州的公有土地上發(fā)現(xiàn)的，該州把公有土地石油開采拍賣權賣出去以后，有公有資產收益，這時候阿拉斯加州就取消了州所得稅（因為沒有權力取消聯(lián)邦所得稅）。我覺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綜合考慮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這三個工具，這個分析框架要超越里根經濟學的增稅和減稅兩分法的討論。

孔丹：我們還有一點時間，我也評論一下評論者的評論。剛才喬良將軍說到互聯(lián)網時代，我覺得互聯(lián)網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特點，我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有正面也有負面，我們要堅持發(fā)展正面，控制和規(guī)范不要讓負面發(fā)展。

比如說今年的雙十一我個人就有一個不好的感覺，就是不是向互聯(lián)網技術這個方向膜拜，而是向資本膜拜。雙十一我沒看，大家看了嗎？整個向資本的逢迎達到了頂峰。只要有錢什么都可以攻克，這就不符合互聯(lián)網的精神。

互聯(lián)網的精神不是向資本低頭。不久前我在莫干山會議上，聽到賈康提出了一個和他研究毫無關系的事，他說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將來出現(xiàn)一種超人，有兩個特征，一手有資本，一手有技術，這樣其他所有的人就成為弱勢群體了。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會不會將來是令人擔憂的，當場就好幾個學者企業(yè)家就說你不用擔憂，這是道德底線、自律等。我覺得前一段時間曹德旺的事情是對我們很好的提示，讓我們好好總結、檢討一下到底我們的投資環(huán)境現(xiàn)在情況怎么樣，這個恐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到底我們目前的制度安排能不能適應這樣的競爭。

我突然想到一句話，當時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的時候，蔣介石說的一個大意，就是戰(zhàn)爭一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手土抗戰(zhàn)之責。美國的減稅作為提高它全球競爭力的手段，到底是一副良藥還是飲鴆止渴？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競爭態(tài)勢了。特朗普說他不譴責中國，不責怪中國，但是他譴責美國的領導人和精英。當時我們的國民對這句話感到很友好，我個人早就感覺是殺氣騰騰。

那這場競爭是大家玉石俱焚的競爭，還是你死我活的競爭，還是我們主張的雙贏的競合？現(xiàn)在是未定，而且美國國務卿直接說要日本印度出來阻擋一帶一路，所以我覺得我們很需要扎扎實實地，實事求是地安下心來研究問題，口號式標語式是不解決問題的，真正的戰(zhàn)場，真正斗爭的局面不是那樣一帆風順的。

剛才喬將軍列舉了我們的節(jié)點，我不知道大家熟悉嗎？第一個節(jié)點，明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第二個節(jié)點就是建國七十周年，第三個節(jié)點是2020年實現(xiàn)小康社會。原來說是2021年，現(xiàn)在第一個百年目標提前了一年，這不容易。因為我們脫貧的任務太重了。接著下一個節(jié)點是建黨一百年。在這四個節(jié)點上，我們前進的步伐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嗎？總書記不是說了嗎，不是那么一帆風順的過程，我覺得這對無論是我們現(xiàn)在在一線工作的學者、專家，還是在座的同學，都是值得高度重視的一個態(tài)勢。

互動提問

提問：當前美國想拉攏日本和印度對中國形成一個新的亞太地區(qū)平衡，請問各位老師對印太戰(zhàn)略怎么看？

房寧：日本就不說了。印度現(xiàn)在是一個大麻煩，大家還記得前幾年菲律賓和越南的情況，現(xiàn)在這兩個稍微消停一點了。這個問題簡單地說，印度很忌憚我們建立印巴經濟走廊，這事把印度惹著了，因為這里頭有一個克什米爾的問題。印度本來應該和中國比較友好，因為本身經濟上也有互補性，但是現(xiàn)在看來，中印關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如果印度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角力不斷的話，對我們整個南部、西部，甚至整個的一帶一路都會起到很大的障礙作用。

喬良：我同意剛才房所長說的，美國今天有篇文章講特朗普在下一盤大棋，包括減稅也包括印洋戰(zhàn)略，我們可以理解成美國的兩洋戰(zhàn)略，一個太平洋、一個印度洋。這個兩洋戰(zhàn)略和奧巴馬時期對中國的封鎖又不太完全一樣，現(xiàn)在從馬六甲海峽向西延伸到了印度洋，最主要的目標還是針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班農對一帶一路理解很深刻，他們擔心中國一帶一路對整個地緣政治造成影響，就像擔心歐洲統(tǒng)一之后美國會被邊緣化一樣。如果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塑造歐亞大陸使美國邊緣化，也將使印度、日本都處于邊緣化，所以美國把他們都拉進來搞一個印太戰(zhàn)略。

我們今天怎么應對這個問題？一是要警惕，二是不能把一帶一路僅僅理解成一個經濟行為。一帶一路作為一種宣示、一種宣傳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自己不能這么認為。在美國逆全球化之后，我們要推動新的全球化，一帶一路肯定是我們的抓手，我們不能輕率地處理這個問題。印度如果加入到美國印太戰(zhàn)略，將對我們很不利，我們怎么辦？今天我們還不能夠在一些小事上跟印度直接鬧掰了。我們要通盤考慮這些問題。我們不要錯失良機，把形勢變壞，不要輕易因為一些問題尤其是邊境問題，最后導致中國周邊關系的惡化。所以，我們不能讓美國兩洋戰(zhàn)略得逞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給予抓手。

提問：崔老師，您剛才提到的美國民粹主義和福利削減會不會有矛盾？

崔之元：川普在競選中明確說要保持美國的社會保障的基本制度，就是關于羅斯福新政的社會保障制度，川普從來沒有說要廢除過。這個減稅和社會保障的減弱還不一樣。

孔丹：分析這個問題需要有一個框架，不是說簡單地看到矛盾的一面，而是要看到整個框架。

提問：現(xiàn)在世界形勢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歐美右翼勢力突然就崛起了，我想問的就是，崔老師您是新左派的一個領軍人物，對于歐美這種右翼思想崛起，國內的新左派能夠從中吸取什么經驗？有什么啟發(fā)？ 

崔之元：我覺得有些標簽，像傳統(tǒng)關于左右的定義是有一些誤導的。左右這個詞是從來自于法國大革命，坐在國王左邊代表普通人，右邊的代表貴族，我覺得也是可以用。那么像班農這樣的所謂民粹主義者，比較超越傳統(tǒng)一般人理解的左右。所以我覺得可能不應該從標簽出發(fā)，還是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本身。

孔丹：我覺得說得很好，我自己本人被貼過很多標簽，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實事求是派，我們要從問題出發(fā)。我給大家透露一下，剛才崔教授說班農在北京見到了王岐山同志，這是真的，我得到的情況就是在交談中間，討論到關于西方的所謂政治家的思想來源，班農向歧山同志引用了列寧的一些論斷，所以歧山同志就說所以左右是相通的，只要對他們有用。這對于剛才的問題是很好的回答，其實堅持實事求是就是最正確的道路。

雖然意猶未盡，但是沒有不散的宴席，今天的論壇就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