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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克里米亞就是否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斯舉行了全民公投，所有選票的統(tǒng)計結果顯示，有96.77%的選民贊成“脫烏入俄”。18日，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與克里米亞領導人簽署了克里米亞成為俄羅斯一部分的條約。他也在昨晚（18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自己尊重克里米亞人民的自主選擇。這次方式與烏克蘭1991年脫離蘇聯(lián)的獨立公投驚人的相似：那次公投以90%以上的得票率制造了烏克蘭的獨立。現(xiàn)如今，克里米亞人依樣畫葫蘆，同樣以一次公投選擇了自己的道路。

與此同時，烏克蘭自去年11月開始的大動蕩卻遠沒有劃上句號。西方知名雜志《經濟學人》月初甚至為此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民主病在哪兒》的文章，開始就烏克蘭局勢反思民主遭遇的困境。文中一句話耐人尋味：“大體上講，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富裕，卷入戰(zhàn)火的幾率較小，反腐敗更加有力。”

這個“大體上講”大體上是得體的，因為每當人們覺得西式票選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時，一堆新興“民主”國家就“脫穎而出”做反面教員，比如現(xiàn)在的烏克蘭：經濟上貧窮落后，政治上腐敗不堪，而卷入戰(zhàn)火的幾率倒成了20多年來唯一還能直線上升的指標。斷言烏克蘭的“民主”轉型失敗，已經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只是在于，烏克蘭的“民主病”在哪兒？

一、民族國家建構存在先天不足

現(xiàn)在被我們稱為“烏克蘭”的地方，實際上是一個地理名詞，至多不過是個行政區(qū)劃。歷史上獨立的烏克蘭國家只在十月革命后短暫出現(xiàn)過，但僅維持了幾年時間就難以為繼。這是由于烏克蘭長期處于東歐列強爭霸的焦點，弱小的烏克蘭民族根本不可能維持自身獨立。相應的，烏克蘭人很早就選擇同文同種的俄羅斯人作為同盟者，結成命運共同體。

烏克蘭現(xiàn)有領土也是沙俄—蘇聯(lián)不斷向西方擴張所形成的。由于并入俄羅斯的先后順序，對俄羅斯的東正教文化接受程度存在差別，而原有統(tǒng)治者也在各自的地區(qū)打下了自身烙印。東部地區(qū)接受了東正教，而西部地區(qū)卻保留了天主教傳統(tǒng)，兩種文化的交融甚至孕育出“東儀天主教”這一奇特的分支——行希臘教會的禮，服羅馬教廷的管。

烏克蘭各地區(qū)差異之大，甚至于用我們耳熟能詳?shù)囊缘诼櫜訛榻绲臇|烏—西烏兩分法都不能完全說明。即便按粗略的標準，烏克蘭也至少可以分為下表的五個部分。

在蘇聯(lián)時代，各加盟共和國實質上相當于我國的省級行政區(qū)，其領土劃分不過是一種國家內部的區(qū)劃調整，完全是出于行政管理的考慮，畢竟在當時沒有誰會想到這些加盟國會獨立，更想不到獨立時會全盤照搬蘇聯(lián)時代的邊界劃分，而不考慮歷史、宗教、傳統(tǒng)、文化等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于是，當1991年烏克蘭倉促獨立時，這些有著不同歷史淵源、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構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地區(qū)就被一股腦地捏到了烏克蘭共和國境內。這樣的國家看似坐擁歐洲排名第二的領土面積，但實質上一盤散沙，毫無凝聚力可言。

2010年的總統(tǒng)大選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聯(lián)合的松散程度，自東向西形成了層次分明的特色。親俄的地區(qū)黨候選人亞努科維奇得票率在最東部的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州超過90%，向西逐漸遞減，到了利沃夫周邊的三個州甚至連10%的選票都拿不到。親西方的祖國黨候選人季莫申科的得票率相應地此消彼長逐漸遞增。

與此同時，作為蘇聯(lián)的繼承者之一，烏克蘭也繼承了蘇聯(lián)復雜的民族關系，不大的國家境內竟生活著大大小小130多個民族，自古以來就存在著糾纏不斷的沖突——烏克蘭人屠殺過猶太人，俄羅斯人驅逐過韃靼人，烏克蘭人打過俄羅斯人。這些地域沖突和民族矛盾，使得構建一個民主的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和解與包容都無法培育起來。

作為蘇聯(lián)的繼承者之一，烏克蘭也繼承了蘇聯(lián)復雜的民族關系，不大的國家境內竟生活著大大小小130多個民族。

二、去蘇聯(lián)化破壞了共同的歷史記憶

如上文所述，現(xiàn)今的烏克蘭之所以形成，純粹是蘇聯(lián)使然，后者也是唯一一個曾經囊括了烏克蘭共和國全境的政權。蘇聯(lián)時期形成的共同歷史記憶本來應該成為烏克蘭各族人民尋找共識的出發(fā)點，但烏克蘭獨立后，基于其獨立合法性考量，反其道而行之，將蘇聯(lián)歷史描寫得一團漆黑，妄想以共同的“苦難記憶”為基礎構建共同的民族意識。

這種構建首先在歷史事實上是站不住腳的。蘇聯(lián)統(tǒng)治集團中俄羅斯人所占的比例相對其人口總數(shù)而言，可謂是微不足道，反而是烏克蘭走出的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及其烏克蘭親朋故舊，統(tǒng)治蘇聯(lián)長達28年之久。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去蘇聯(lián)化”上甚至更進一步，在蘇聯(lián)、共產主義和俄羅斯三者之間劃等號，將蘇聯(lián)在上世紀30年代發(fā)生的大饑荒說成是俄羅斯人針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行為。死亡人數(shù)也被層層注水，到了親西方的時任總統(tǒng)尤先科那里，一躍為1000萬，幾乎到了失去理智的境界。

在宣揚“種族滅絕”的同時，烏克蘭反對派和民族主義者企圖通過推倒列寧像，割裂烏克蘭與蘇聯(lián)的歷史聯(lián)系。但告別列寧之后，又有別的什么形象能把烏克蘭境內所有民族凝聚起來呢？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竭力想把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塑造成烏克蘭的莎士比亞，制造新的民族認同。但舍甫琴科和俄羅斯等少數(shù)民族毫無瓜葛，況且其一生反的不過是沙皇的專制統(tǒng)治而已，和列寧干的是同樣的事情，后者也同樣利用舍甫琴科作過宣傳，讓烏克蘭人深信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牢獄。

這樣一來，去蘇聯(lián)化就破壞了烏克蘭各地區(qū)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也激化了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兩大民族的矛盾。俄羅斯人在烏克蘭總人口中占17%，這并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的數(shù)量。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比例甚至說明不了俄羅斯人在烏克蘭的真實影響。俄烏兩族人民長期以來共同生活，血早就流到了一起。網絡上通常把俄羅斯人稱為“大毛”，烏克蘭人稱為“二毛”，而俄烏混血的“一點五毛”在烏克蘭境內則比比皆是，他們雖登記為烏克蘭人（同中國一樣，前蘇聯(lián)的少數(shù)民族也有種種優(yōu)惠政策），但仍以俄語作為母語，就連季莫申科都有著一半的俄羅斯血統(tǒng)。以國家行為進行的反蘇反共最終反俄的宣傳，令俄羅斯人與基輔當局離心離德。

由于烏克蘭私有化、市場化取向的經濟改革遭遇災難性的失敗，這種“憶苦思甜”式政治宣傳最終卻讓人不得不“憶甜思苦”。在政治上受氣，在經濟上受罪，但凡時機成熟，脫烏入俄不過是必然的選擇。

三、不切合國情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激化矛盾

烏克蘭的議會選舉制度經過多次修改，目前實施的是簡單多數(shù)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選舉制度。議會中的450個席位，一半分配到各個選區(qū)，候選人只要在該選區(qū)獲得多數(shù)就可以直接當選議員；另一半則根據全國范圍內的得票情況在各個政黨之間按得票比例分配議席。

這種以選區(qū)為基礎的選舉制度在西方一些民族成分比較單純、政治秩序比較穩(wěn)定的國家的確能夠更好地保護地方選民的利益。但是，在烏克蘭這樣地域沖突、民族矛盾都很尖銳的國家，這樣的選制無異于火上澆油。一個政黨如果聲稱代表某一個群體利益，往往能夠在特定的選區(qū)穩(wěn)定當選，而如果標榜“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等“普世性”意識形態(tài)，基本上就只能去競逐僅占一半的比例議席了。

最近一次的2012年議會選舉把這種情況反映的淋漓盡致。公開聲稱自己代表東部俄語區(qū)的地區(qū)黨在總得票中僅獲得30%選票，但在東部選區(qū)幾乎全部取勝，一下子獲得了半數(shù)以上的選區(qū)議席，加起來在議會中就占到了40%以上。而自由主義政黨“打擊黨”只獲得6個選區(qū)議席，共產黨則甚至一個選區(qū)都沒有拿到。

由于烏克蘭國內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共識，各政黨的政見也趨向極端。在“兩大三小”的五個主要政黨之間，相互的分歧可謂天差地別。兩大黨地區(qū)黨和祖國黨分別代表了東部和西部兩種地方主義，而三小黨則體現(xiàn)了自由主義、共產主義、極端民族主義這三種政治光譜中最極化的意識形態(tài)。這就呈現(xiàn)出西方政治學所謂的“極化多黨制”特征。按照東部—左翼和西部—右翼劃分的政治營壘之間涇渭分明，毫無妥協(xié)余地。同時，政黨反過來又塑造了選民。通過煽動性的宣傳鼓動和對抗性的政治運動，地區(qū)之間、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四、暴力奪權制造政治動蕩

在上述政治格局下，烏克蘭任何一個執(zhí)政黨上臺都是以一部分選民的“極為滿意”和另一部分選民的“極為不滿”為條件的，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就很難取得全民認同。烏克蘭國內也不存在一個類似美國最高法院或是泰國普密蓬國王的能夠居中調停的仲裁者，最終使得這種不適合烏克蘭國情的票決民主制度，失去了其存在、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政治權威與法律保障。

特別是西部—右翼政黨參與選舉往往“愿賭不服輸”，當選的時候認賬，一旦落選便翻臉不認，以所謂的“選舉舞弊”為借口，轉而跳出票決民主政治的框架，通過街頭政治直接奪取政權。例如，2004年總統(tǒng)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本已在民主選舉中獲勝，不甘心失敗的尤先科卻煽動其支持者發(fā)動“橙色革命”，用類似于墨索里尼1922年“進軍羅馬”的方式占領基輔，迫使選舉結果作廢。

尤先科的勝利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也給更多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壯了膽。既然拳頭有用，那要選票干什么？如果說2004年還只是一種街頭政治的話，到了2013年底，則基本升級為武裝暴動了。反對派根本不再尊重民選總統(tǒng)和政府的權威性，甚至連自身同總統(tǒng)達成的協(xié)議都無視了，直接用暴力方式一棟一棟地奪取政府大樓。他們也不再避諱自身和法西斯、納粹的聯(lián)系，打先鋒的先頭部隊正是號稱“自由聯(lián)盟”的烏克蘭新納粹組織，而奪權后新任的烏克蘭駐聯(lián)合國代表迫不及待的否定紐倫堡審判，公然為老納粹分子平反，已經到了膽大包天的地步。

烏克蘭獨立廣場上的右翼示威者正在行納粹禮。

而在整個過程中，軍隊、警察這些本應該與反民主的非法暴力手段相對抗的合法暴力機器，卻囿于自身的派性和所謂“人道主義”、“國家化”原則，對國內的動亂更多地采取一種觀望態(tài)度，等于給這些反民主的暴力分子撐腰壯膽。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沒有有效的強力機關作為支撐，民主的根基同樣得不到鞏固。

五、外部勢力插手干預內政

英國地緣政治學大師麥金德曾經有過一個論斷：“誰控制了東歐就控制了心臟地帶；誰控制了心臟地帶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就控制了世界。”這一理論盡管被冷戰(zhàn)的事實所否定，但東歐的戰(zhàn)略位置之重要是毋庸置疑的。烏克蘭很不幸地就處在這個焦點位置上。

蘇聯(lián)解體后，北約、歐盟相繼東擴，波蘭、捷克等原華約國家乃至波羅的海三國等原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加入這兩個組織。這些天主教斯拉夫國家經濟和政治轉型都比較順利，給了同樣有著大量天主教徒的烏克蘭人以信心，認為只要加入歐盟，得到西歐發(fā)達國家的“輸血”，不需要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就能夠迅速繁榮昌盛起來。

且不說這種看法本身有多么幼稚，烏克蘭投向西方這一行徑也是俄羅斯無法容忍的。在二戰(zhàn)中，蘇聯(lián)西南方面軍近百萬大軍在基輔城下和德國人全部拼光也不肯東渡第聶伯河而去。這是由于俄羅斯文明的發(fā)祥地就是基輔地區(qū)，烏克蘭和基輔之于俄羅斯，就相當于陜西省和西安市之于中國。同時，烏克蘭地區(qū)又像一把尖刀直插俄羅斯心臟，假如烏克蘭成為歐盟甚至北約成員，那俄羅斯人賴以擊敗拿破侖和希特勒這些西方侵略者的戰(zhàn)略縱深將不復存在。因此，烏克蘭問題既關乎俄羅斯文明和東正教世界的尊嚴，也涉及到俄羅斯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

除了政治因素，在經濟上烏克蘭同樣不能脫離俄羅斯單獨存在。烏克蘭經濟既離不開俄羅斯的能源供應，也需要俄羅斯作為對外貿易的最主要市場。因此，務實地講，烏克蘭除了向俄“一邊倒”并沒有第二種選擇。而“倒向西方”這張牌只不過是和莫斯科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已。這張牌就像核武器一樣，只有沒被使用的時候才具有作用，真正打出去，那帶來的就是災難了。

但要同俄羅斯和西方兩頭侃價，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國內必須充分團結，在國際舞臺上用一個聲音說話，可這是烏克蘭不具備的。國內的兩極分化恰恰給了各方插手烏克蘭內政的機會，甚至國內政壇明顯地以親俄和親西方分割陣營，國內政治完全國際化。于是，烏克蘭的票決民主制度連其存在的最起碼的基礎都不存在了：這種制度究竟是真正代表選民的利益，還是俄羅斯與西方爭斗的角斗場呢？

除了上述種種帶有“烏克蘭特色”的問題，東歐國家特別是原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轉型所帶有的普遍性問題在烏克蘭同樣存在。例如，在經濟上，烏克蘭實行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改革收到了“立竿見影”效果，獨立第二年即1992年通貨膨脹率就達到了2150%，到了1993年更是急劇上升到10256%。這樣的經濟改革只需用兩個字就能概括——“災難”。在政治上，不適合烏克蘭國情的票決民主政治所保障的自由實際上只是官僚和寡頭無法無天的自由，烏克蘭反對派這邊剛抄了亞努科維奇的豪宅，讓世人大吃一驚；對面立馬抖出了季莫申科的豪宅，同樣令人大開眼界。

亞努科維奇占地140公頃的豪宅全景

季莫申科住豪宅照片被曝光

可見，瓦解一個僵化的共產黨政權很容易，只需要幾只大老虎在別洛韋日森林里開個短會就可以了，而要真正建立一個鞏固的民主政權卻很難，至少需要公民對政治有最起碼的共識，政黨對選舉有最起碼的尊重，國家對內政有最起碼的自主。否則簡單化的票決民主，只是把一群天天罵執(zhí)政黨的反對者換上臺成為統(tǒng)治者，再加之廣場政治的催化，甚至造成國破家亡的局面。烏克蘭的今天就是很好的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