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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早年，湯因比、斯賓格勒等人也曾提出西方的衰落。但當時西方不僅沒有衰落，而且在二戰(zhàn)后、特別是冷戰(zhàn)后，一次又一次走向輝煌。但是，這次談論西方衰落的背景不太一樣。沃勒斯坦曾說過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他說，我們不要忙著去提取冷戰(zhàn)終結的歷史意義，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終結不光是蘇聯(lián)的問題，同時也是美國的霸權走向終結。因為美國有一個特點是，始終需要外部對手的存在，才能保全自身意識形態(tài)。所以，冷戰(zhàn)終結對美國有什么意義？雖然俄羅斯對美國的挑戰(zhàn)隱而不露，有時還回光返照，但實質性挑戰(zhàn)是深刻存在的。

從實證角度來看，多少年來支撐西方發(fā)展進步的一些積極因素、關鍵因素開始逆轉，出現(xiàn)自我瓦解的征兆。第一，作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選舉，如今選出的是一批自挖墻角的民粹人物當?shù)?。第二，作為西方民主制度基礎的兩黨體制，福山曾說，兩黨體制是西方在工業(yè)革命時代出現(xiàn)的產(chǎn)物，而今信息時代自然會逐步解體。我曾當面請教他這個問題，他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而且今天看起來，歐洲各國的一些兩黨體制，確實變得面目全非。2012年我到美國訪問，當時是奧巴馬和共和黨候選人競爭非常激烈。當時大家討論，究竟美國的兩黨制還是否有意義？書店櫥窗中擺滿這類標題的書。

第三，言論自由是西方民主制的驕傲，但現(xiàn)在充斥著虛假信息、謊言。執(zhí)政者居然也在其中推波助瀾。第四，西方體制的開放性，僅僅因為一個難民問題，幾乎引發(fā)歐盟基本體制的動搖，最后英國脫歐。去年8月，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在外交使節(jié)會議上公開承認西方的衰落；今年2月，慕尼黑峰會的年度報告明白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而且證實，首要問題來自西方內部。

2月10日，德國柏林，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出席新聞發(fā)布會。 《2020年慕尼黑安全報告》為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設定主題——“西方缺失”。 新華社記者 任珂 攝

同時，新興力量“第二次崛起”。為什么說“第二次”？因為這些新興國家在歷史上都曾雄踞一方，目前還呈現(xiàn)的一種態(tài)勢，不僅GDP或經(jīng)濟總量、資源、潛能，它們的推進還頗有章法。

比如中俄合作路徑，首先是雙邊建設性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1996年10月葉利欽總統(tǒng)訪華，當時兩國元首要簽署的文件都已經(jīng)談好了，叫建設性伙伴關系；但是當葉利欽的專機快飛到北京上空時，突然，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官員致電中方，說葉利欽在飛機上看了文件，認為原本中俄關系的定位不夠，所以把原來的字劃掉，親筆寫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雖然這個事情來得比較突然，但中方立刻積極呼應，雙方關系有了重大突破。

到2001年，中俄及中亞國家建立上合組織，這是在911事件發(fā)生以前，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反恐的目標，觀念很超前。接著就是金磚五國，金磚銀行現(xiàn)任行長是印度人，他提出金磚銀行大概能拿出一百億美元支持各國抗疫。到2008年，就是G20，共同參與世界事務。

對于中俄來說，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推動著中俄的接近。在1997-1998年金融危機中，中俄兩國同時感受到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及其中關系的復雜性，推動了兩國的接近。

整個90年代，俄羅斯老百姓對美國的關系曾經(jīng)有相當高的支持率。但是，到1999年科索沃危機，支持率一落千丈。就因為美國根本不理會俄羅斯對傳統(tǒng)巴爾干盟友的關切，轟炸南斯拉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也無辜受難，使得中俄身不由己地互相接近。此后的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包括歐亞地區(qū)發(fā)生的一系列戰(zhàn)爭沖突，中俄也屢次共同協(xié)調立場。

要特別說明一點，西方走向衰落，新興力量的第二次復興，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關于世界歷史上的新舊交替，19世紀80、90年代美國GDP已經(jīng)超過英國，到20世紀20年代金融實力也超過英國，美國一直忍到1945年二戰(zhàn)結束，甚至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zhàn)爭之后，才真正確認自己的霸主地位。前后歷時80年。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在爭霸和維持霸權的過程中，先后對付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在二戰(zhàn)打敗德日法西斯這一強大敵人，冷戰(zhàn)開始后又整垮與其平起平坐的蘇聯(lián)，到世紀末又一次撂倒追趕者日本。所以，美國作為霸主，所積累的對付后起挑戰(zhàn)者的經(jīng)驗手段，我們必須關注。這也證明新舊交替是一個非常艱難漫長的過程。

說到這里，大家也要關注一些結構性的現(xiàn)象。世界秩序變化過程中，一方面，有新興力量跟傳統(tǒng)工業(yè)國家之間的博弈，另一方面，世界多極化趨勢也還受到許多結構特征的影響。

很以往很不一樣的是，當今世界是受到多重網(wǎng)絡和鏈接的制約，網(wǎng)絡、經(jīng)濟、金融、信息非常復雜，使得過渡期曲折多變。這種權力結構，既不是上世紀90年代初“新羅馬帝國”的同心圓，也不是冷戰(zhàn)時期的兩極對抗。

那么，新結構的特征是什么？第一，各種網(wǎng)絡與鏈接使得多極化結構受到制約，世界本身成了一個大網(wǎng)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2019年底，中美、中歐、歐美之間的雙邊貿(mào)易額都分別是6000億美元上下的巨大規(guī)模，所以，特朗普想和中國脫鉤談何容易。

第二，新世紀以來，還有多種形式的三邊關系，比如中美俄、中美歐、中俄歐、中美日等等，從地區(qū)層面來看，有中日韓、中俄中亞、中美東盟、中印俄等組合。這些三邊關系互相競爭，互相制約，一方面互相均衡，另一方面又容易尋租，打破原來均衡。比如中國與歐洲國家的5G合作意向，受到美國極大干擾跟施壓；未來的英國、歐盟會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避免選邊，這將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態(tài)勢。4月24號，由歐盟發(fā)起的關于聯(lián)合抗疫的國際會議，沒有邀請中國跟美國，表達出歐盟的自主意向；有人說這是抗疫態(tài)勢之下，歐洲想走第三條道路。

但話說回來，歐盟看到美國極端政治力量越來越離譜時，也在調整；一年以前，歐盟把中國定位為全面的體制競爭者，措辭強硬，但現(xiàn)在特別是默克爾總理積極調整，使得一年之前的強硬態(tài)度，逐漸轉向更為尋求對話合作的態(tài)度。

這就是當前形勢下的中美歐三邊關系。這也是除了中美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逐漸表達出來的態(tài)勢，一方面中立不選邊，另一方面美國做的太過分，就會向中國靠攏。所以中美博弈勢必受到網(wǎng)絡鏈接、或第三者的極大影響。這就意味著，中美之間無法簡單地單打獨斗。

福山，“是什么決定了一個國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月刊》3月30日

世界秩序過渡期的第三個特點是，思想理論爭議十分活躍。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后，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90年代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90年代晚期出現(xiàn)華盛頓共識和全球化爭議，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的威權與民主，世紀之交則有民主和平理論在西方本身的爭議，伊拉克戰(zhàn)爭前后還有關于新帝國主義以及新保守主義的大辯論，最近幾年又有民粹主義的討論等等。

這些爭論，都不是紙上談兵。近期新冠疫情正在出現(xiàn)政治化趨勢，而政治化的背后就是思想理論爭議的支撐。所以，對思想理論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繞不開的，尤其是民主與專制的爭論。我們能用“民主和專制”來劃分當今世界嗎？經(jīng)典的西方民主制度跟非西方國家探索實踐中的民主，自然會有所不同。但我們非常頻繁地看到歐美的輿論，習慣于將國際社會分成截然對立的民主跟專制，不分青紅皂白，一捧一踩。實際上，東方國家的民主追求，同樣有著深厚潛能，普林斯頓大學的知名華裔學者余英時曾說過，中國古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國的民主思想傳統(tǒng)中的一個獨特表達。

最近，還值得關注的是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他在一個采訪中被問道：你曾在柏林墻倒塌后預言自由民主國家會取得勝利，能否解釋一下為何它們現(xiàn)在面對病毒時，顯得如此不堪？ 福山的回答是，我并不認為政權類型跟抗疫成效之間有什么關聯(lián)性，也就是說民主或威權跟抗疫成效，沒什么必然聯(lián)系。

其實，福山只是繼承了他的老師亨廷頓的看法，亨廷頓甚至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比較傾向于超越意識形態(tài)，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當記者追問福山：盡管對中國抗疫舉措有各種疑慮，但是否給民主國家再次提供了一個真正取代性的模式？ 福山的回答中，并沒有放棄對中國體制的批評，但是十分明確地肯定中國在抗疫中的表現(xiàn)。他的原話是：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可見，福山的思想在發(fā)生轉變。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種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因為這跟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直接相關。這種理論強調唯有西方民主國家才會帶來和平，并引經(jīng)據(jù)典稱這個說法來自康德?？档碌拇_曾寫過“永恒的和平”一文，但實際上大家看了原著就知道，康德最擔心的恰恰是法國大革命中過度民主的暴政，他傾向于行政與立法不相分離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礎。

如果從歷史事實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突然爆發(fā)，各國議會通過民主投票表決，才下定決心投入戰(zhàn)爭。2003年伊拉克戰(zhàn)爭正是美英兩個民主國家藐視聯(lián)合國安理會，謊稱伊拉克存在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發(fā)起戰(zhàn)爭。這件事情至今還沒說清楚，由誰來負責任。200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代表團訪問上海，我曾就該問題當面請教知名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專家羅伯特·基歐漢。他非常認真地回答我說，民主和平理論的理論基礎并不牢靠。

總之，“半秩序”之下的國際規(guī)范的缺失、組織的渙散，在突如其來的災病面前一度窮于應對。但一旦人們對這場災變有了一定認識，也能借助過渡期的新舊交替，動態(tài)易變，并且面臨多重選擇的這種機會，化險為夷，化敵為友，轉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