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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馮紹雷】

今天，關于世界秩序的討論，已成為熱點。至少與兩個方面密切聯系，其一，歷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更替，都與全局性危機有關。當前面臨的是什么危機呢？全球流行病危機、能源危機、全球化危機、還是中美關系危機？其二，鑒于當前高度的動態(tài)性，對危機性的判定還要看另一個問題，即世界秩序本身處于何種狀態(tài)。如果世界秩序本身處于上升或穩(wěn)定期，那么危機再兇險，也無法撼動秩序；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已經風雨飄搖，那么危機會加速世界秩序變更。目前來看，很可能滑向后一種態(tài)勢。

綜合來看，當前遇到的是在世界秩序過渡期所發(fā)生的一場綜合性的全面危機。

首先，百年未遇的大規(guī)模流行病觸發(fā)世界經濟斷崖式下滑，油價大幅下跌，美國股市四次熔斷；隨后，美國發(fā)動對中國的輿論圍攻，大國關系出現對抗態(tài)勢，全球化全面倒退，甚至不排除局勢會進一步惡化?，F在我們看到兩個情況，一是危機發(fā)生于世界秩序轉型的、高度不確定的過渡期，二是這是一個多重領域同時爆發(fā)的綜合性危機。

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我想從三個方面來展開討論。第一，歷史上的危機和世界秩序是怎樣相互關聯的，換句話說，危機是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更替？第二，當今國際秩序有什么特點，正在經受危機沖擊的世界秩序處于何種基本狀態(tài)之下？第三，今后的世界秩序何去何從？

一、危機下的世界秩序

先來談第一個問題，危機跟世界秩序相互關聯。國際危機多種多樣，我們這里討論的危機，一般是指影響全局、延續(xù)時間長、大規(guī)模的危機，而非局部的短暫的小規(guī)模危機。類似的危機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戰(zhàn)爭與革命，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與世界秩序構建的關系是最密切的，戰(zhàn)爭又經常與革命相互聯系，深刻影響世界。近代國際體系建立以來，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建立，都是通過戰(zhàn)爭與革命來實現的。首先，17世紀初，歐洲不同宗教、不同地區(qū)、不同利益之間發(fā)生了一場極其殘酷的30年戰(zhàn)爭。最終，于1648年確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宣告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開始。新體系的確立有什么含義？教廷不再號令天下，民族國家至上，也即，國家內部事務不再由外來干預支配。這一原則，大體上延續(xù)至今。

近兩個半世紀后，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及延續(xù)多年的拿破侖戰(zhàn)爭之后，建立了維也納體系。這是歐洲近代歷史上第二個重要的國際秩序。大革命之后，拿破侖一方面稱帝制憲，另一面發(fā)動歐洲戰(zhàn)爭、推廣革命。當時的歐洲君主制國家，比如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等不甘于既定秩序被推翻，聯合擊敗拿破侖。經過1814年的談判，確立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為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組成的四國同盟，通過互相制約達到均勢，維持歐洲領土不變，抵制對各國國內體制的威脅，當時主要是君主體制。同時，吸收戰(zhàn)敗國法國在內的大國，通過多邊會議協(xié)商處理國際事務。

由于對戰(zhàn)后事宜處理得當，未對戰(zhàn)敗國法國進行羞辱，保持其完整性，也未施加過于嚴苛的罰款，所以法國接受了維也納體制。當時，戰(zhàn)勝國俄國的專制君主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進入巴黎時，居然受到雖然戰(zhàn)敗、但仍非常驕傲的巴黎市民跟官兵的歡迎。這一場景非常奇怪。因為即使一場大戰(zhàn)剛過，但各國處理戰(zhàn)后事務的分寸把握得比較好，再加上相互制衡的權力結構的保障，無論是戰(zhàn)勝國還是戰(zhàn)敗國，各得其所。維也納體制維持了整整100年的歐洲和平。

與此相比，一戰(zhàn)結束后，一方面戰(zhàn)勝國對戰(zhàn)敗國處理嚴苛，德國不服。另一方面戰(zhàn)后建立的凡爾賽體制，也沒有強有力的保障體制，來遏制列強紛爭，所以沒過多久大戰(zhàn)重新爆發(fā)。作為對歷史的糾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建立了雅爾塔體系，第一，美、英、中、法、俄五大國組成安理會，成為聯合國最高權力機構；第二，聯合國體制雖以大國主導，但也有一國一票的聯合國大會機制相呼應；第三，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系列機制加以保障。即便如此，也并沒有避免曾歷時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zhàn)”。雅爾塔體制是由戰(zhàn)爭直接推動建立的，所以，盡管有各種沖突，但總體上維持著和平與穩(wěn)定。這是革命與戰(zhàn)爭直接推動下的世界秩序變更。

第二類是，國際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國際格局重組。戰(zhàn)爭之下，斯大林說，坦克開到哪里，就能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但是，經濟金融危機不一樣，它對世界秩序變更的影響，更多是通過國際、國內經濟金融體制的重構來實現。

比如1929年到1933年的美國大蕭條，GDP下降30%，十多萬家公司破產，1500萬工人失業(yè)。由于上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曾廣泛影響歐洲，所以，一旦美國經濟崩潰，大量資金回流，使得歐洲經濟也面臨著嚴重威脅。到1931年，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英鎊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讓位于美國。著名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認為，大蕭條讓世界一分為三，蘇聯站住腳跟，凱恩斯強調的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新模式開始風行，同時法西斯主義崛起，直接為走向二戰(zhàn)做了鋪墊。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韓國國家破產，接受IMF救助。圖自法新社

我們再把目光移到20世紀末，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其實還要加上俄羅斯。盡管危機發(fā)生在新興國家，但具有全局性影響。冷戰(zhàn)之后，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方面對發(fā)展中、轉型中國家發(fā)揮重要作用，因為資金雄厚。另一方面IMF強行推動各國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當國際油價遭到國際游資嚴重沖擊時，IMF要求各國繼續(xù)推行嚴苛的緊縮政策，使得東亞、俄羅斯受到沉重打擊，東亞地區(qū)雪崩式地降低匯率以求自保，唯有中國堅持不動，維持亞洲地區(qū)的穩(wěn)定，同時力挺香港頂住了國際游資的打擊，當時中國獲得國際社會廣泛的信任和稱贊。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中俄兩國轉向告別華盛頓共識，在繼續(xù)改革開放的同時，逐步走向加強自主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事實上，中國原本打算加快開放匯率制度，但這場危機之后，逐漸轉向穩(wěn)健。俄羅斯也開始轉向由政府主導經濟。

接下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07年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過度投資金融衍生品的公司紛紛倒閉，全球爆發(fā)嚴重信貸緊縮；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美林公司被收購，標志著危機全面爆發(fā)。隨著虛擬經濟的災難向實體經濟擴散，各地經濟增速放緩，失業(yè)率劇增。

彼時出現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當時各國領導人奧巴馬總統(tǒng)、薩科齊總統(tǒng)、胡錦濤總書記等先后進行電話磋商，決定在原來的G7集團之外再建立G20集團，在新興國家跟發(fā)達工業(yè)國家之間的建立國際協(xié)調機制，這是一個關鍵性舉措。

但是，今天在災難面前，國際協(xié)商領導機制失去了效力。3月底，聯合國秘書長曾要求G20領導發(fā)表共同抗疫聲明，中國的要求是寫入發(fā)揮WHO作用，但美國堅決不同意這一條款，最終這份聯合聲明流產。

總之，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后，通常經由國際國內的關鍵性體制機制改革，重組國際力量格局，調整世界秩序。雖然跟戰(zhàn)爭形成的結果不一樣，但危機之后世界秩序的變化，同樣相當深刻。

第三種危機，我稱之為“反體制力量”所引發(fā)的危機。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曾出現于東西方的反體制力量形式不同、目標不一，其中有社會抗議運動、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活動等等，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反對國際國內的現行體制。

先談談1968年學生運動，這是一場遍及歐美各大學校園的轟轟烈烈自發(fā)形成的反體制運動。在國內，反對壟斷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國際，反對美國發(fā)動越戰(zhàn)，反對蘇聯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最終還真的帶來國際緩和局面。1968年運動鮮明地指出，歐美國家機器及其意識形態(tài)衰落，直接挑戰(zhàn)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合理性。學生青年們當時說得很明白，我們大學里面學的那些理論，貌似價值中立，貌似科學，但實際上都被用來維護工業(y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運動口號是終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

1968年運動還體現了從現代向后現代的轉換，也就是西方工業(yè)社會開始走向對現存結構進行各方面解構的后工業(yè)、后現代社會，這個變化非常之大。運動還導致歐洲共產主義從此衰落，為1970年代末以來，西方保守主義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總結這些思想歷史的，已經不是年輕人，而是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思想理論家。雖然1968年運動沒有、也不可能推翻西方制度，但按照左翼人士沃勒斯坦的觀點，這甚至是比1989年至1991年的蘇聯解體、冷戰(zhàn)終結更重大的歷史轉折，因為，它體現了思想層面的深刻變化。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圖自法新社

再往后推幾十年，到本世紀初的911事件，這是二戰(zhàn)以來美國本土首次受到外敵襲擊，當時，也被稱為改變世界的歷史性事變。的確，以“911”為契機，美國新保守主義崛起。新保守主義認為，首先要先發(fā)制人，維護美國安全利益；其次，強行推廣西方式民主體制，以此為基礎的國際戰(zhàn)略大行其事。最近，曾任奧巴馬總統(tǒng)顧問的羅·本茨有一個反思，他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911”讓美國犯了一個錯誤，手伸得太長，從而加速了超級大國的衰落。

不過，“911”還有另一面，因為“911”是美國受到恐怖主義襲擊，所以還一度出現中、美、俄和其他國家聯合反恐的短暫合作。我記得，“911”那天，正好從莫斯科出差回國，當天，送我去機場的是一位莫斯科國營大化工企業(yè)退休的總工程師、知識分子，我問他怎么看待剛剛發(fā)生的這件事。他一邊開車一邊毫不猶豫地說，非常明白，這是反人類的恐怖主義罪行！當天，大批莫斯科市民手捧著鮮花，自發(fā)到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吊唁。在各國官方尚未公布自己的正式立場之前，莫斯科平民老百姓的表現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給后人也留下了一個啟示：危機之下人類的感情是相通的，大國依然可以緊密合作。

世紀之交以來，遍及各地的社會抗議運動接連不斷，一方面2000年以來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占領華爾街”、“黃馬甲運動”等等，西方各國反體制抗議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在新興國家中，自科索沃危機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之后，趁著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內嚴重腐敗、貧富差距以及官僚主義等問題，西方推動所謂“顏色革命”，連續(xù)組織街頭抗議，接連引發(fā)政權更替，一度甚囂塵上。

近年來，西方出版界出版了一些關于顏色革命的研究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運用各種秘密或公開手段，比如組織街頭暴動、傳播網絡謠言、制作標語口號、卡通片甚至如何印制帶有標記的T恤，建立所謂“革命學院”，專門培訓灌輸反對派骨干在新興國家策動顏色革命，令人觸目驚心。

總之，反體制力量不同于戰(zhàn)爭與革命，也不同于金融經濟危機，而是以超越國界、以非常規(guī)性的、以意識形態(tài)批判或現代信息傳播方式，自下而上，動員民眾走向社會抗議，或以暴力恐怖方式挑戰(zhàn)現行體制，影響世界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