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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前，1866年1月29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在克拉梅西出生。對于上個世紀的中國，他無疑是帶來影響深遠的人物之一。

當馬塞爾·普魯斯特（18721-1922）和路易·費迪南·塞利納（1894-1961）以無與倫比的寫作風格后來居上地席卷了法國，掩蓋了羅曼·羅蘭這位曾在1915年摘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的風采，然而他的作品《約翰·克里斯朵夫》在中國讀者的記憶里卻依舊鮮活。

羅曼·羅蘭（資料圖）

這不僅僅是關于一個名字、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或是一本書名的記憶，在這本著作中展現(xiàn)的是一種世界觀，這本描述成長的小說，得到了上個世紀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高聲贊揚。他們似乎能夠身臨其境地體驗到以貝多芬（1770-1827）為原型而創(chuàng)造的主人公約翰·克里斯朵夫，面對歐洲即將進入恐怖的第一次世界時的感受。

卓越的體現(xiàn)一個時代的維克多·雨果（1802-1885）也曾經(jīng)影響著中國，他在頤和園遭洗劫后，曾撰文捍衛(wèi)中國的尊嚴。然而，當我們與中國作家、藝術家甚至是政治人物的交談中，可以感受到中國對羅曼·羅蘭（1866-1944）懷抱著一種獨特的熱情。

魯迅（1881-1936）帶領中國現(xiàn)代文學走向了輝煌，羅曼·羅蘭很欣賞他的《阿Q正傳》 。在兩次大戰(zhàn)之間的時期，魯迅在將法國作家引入上海文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徐志摩（1897-1931）是一位英年早逝而一生富有浪漫情懷的詩人。1925年，他將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1828-1910）的作品放在同一高度品評，比喻兩人的作品如磅礴奔騰的河水。托爾斯泰如穿越寸草不生之土、杳無人煙之境，將亞娜斯亞·博利爾納與尼羅河所代表的智慧結合在一起；羅曼·羅蘭則像是滋潤一方土地、哺育萬千兒女的悠悠長江。

電光火石之間，徐志摩將羅曼·羅蘭從塞納河畔帶到了揚子江邊，拉近了他與中國讀者的距離。

然而，事實上是傅雷（1908-1966）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羅曼·羅蘭文學天地的大門。他是一位卓越優(yōu)秀的翻譯家，對待翻譯工作力臻完美，沒有他的翻譯，巴爾扎克（1799-1850）的作品在中國將絕不可能得到如此全面深入地展現(xiàn)。傅雷的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簡單轉換，而是將一種精神從歐洲傳遞到中國，是一種對普世精神的追求。

傅雷與羅曼·羅蘭對文學有著同樣的尊敬，除此之外，他們也與歷史上偉大的創(chuàng)作家進行著無聲的交流。傅雷還譯有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及《米開朗基羅傳》等眾多著作。這兩位靈魂工作者也都同樣地熱愛音樂，在靜心聆聽音樂中體會著靈魂的升華。

站在黃河岸堤或揚子江邊，每當人們誦讀羅曼·羅蘭的文字，都仿佛能夠聽到傅雷帶有悲劇色彩的聲音。那是在1966年9月3日，在夫人朱梅馥的陪伴下，兩人一同自殺，直到死亡都不能將他們分離。自此，他們逃離了文化大革命帶給他們的屈辱和暴力.

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中國引起的共鳴有時似乎令人費解，因為他的《甘地傳》、《鮮活的印度》、以及他對拉馬克里斯那（1836-1886）和維韋卡南達（1863-1902）的一生的描述，都展現(xiàn)了他對印度文明擁有著巨大的熱情。而他也從未像他的朋友保羅·克洛代爾（1865-1955）那樣，如此近距離地了解中國?？寺宕鸂栐?jīng)在福州生活過，縱然這個城市給予他無限靈感，讓他無比熱愛，然而中國與他深奉的基督教信仰卻又是如此迴異，于是他與中國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以至鮮有他留下的痕跡。

正因為在《約翰·克里斯朵夫》中找到了與其自身形象的相呼應之處，中國才對這部作品格外關注。而克洛代爾信奉的天主教義，不像羅曼·羅蘭的人文主義精神一樣觸動中國這個信奉孔孟之道的世界。

縱觀清末之后的中國，中華民國、五四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系列事件都被認為是人民解放進程上偉大的一步。在這個文明全面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羅曼·羅蘭的理想主義就被熱情地接受了。

世界歷史的長河浩浩蕩蕩，有交匯也有終結，然而羅曼·羅蘭是兩個文明對話的巔峰，它滋養(yǎng)著羅曼·羅蘭在揚子江邊永恒的存在。

《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羅曼·羅蘭是一個超越民族主義的歐洲主義者。雖然起源于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曾經(jīng)影響中國，然而中華文明從古代開始即是懷著世界大同的理想。

《約翰·克里斯朵夫》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的作品。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地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洗禮，但是中華文明卻生生不息，追求和諧，渴望和平。

中華文明的“大同”是一種永恒的世界和平的理想，這一理想與《約翰·克里斯朵夫》頌揚的博愛精神不謀而合。

反對戰(zhàn)爭、追求和平、尋求世界大同，約翰·克里斯朵夫是歐洲人文主義的體現(xiàn)，而在他的身上，中國又仿如對鏡正冠，重拾中華文明中最高尚的傳統(tǒng)。

誠然，羅曼·羅蘭曾經(jīng)目睹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導致了歐洲分裂、世界幾近陷入毀滅的深淵。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歐洲逐步地邁向一體化的道路，這證明了羅曼·羅蘭指出的人類道德所該選擇的道路，更是指引了一條通向歐洲民族團結的光明大道。

新世紀的中國，當她在世界舞臺上找回了自身的地位，仍然將繼續(xù)高聲朗讀羅曼·羅蘭的文字。而西方世界，也將再一次仔細品讀這位被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評論為早已超越了文學的范疇，而富有人類道德倫理意義的偉大作家羅曼·羅蘭的作品。

在羅曼·羅蘭眼中，沒有歐洲與中國的分別，只有靈魂的升華與沉淪之別。正如他在博愛頌歌中寫到的一般：“當我們能夠感知靈魂達到某種高度時，便不再有國界之分，人們感受著友鄰民族的幸?；驗碾y，就如同是自己的遭遇一般?！?

當靈魂隨著書頁飛揚，歌頌永恒的人性之際，遙想彼時，傅雷滿腔熱情將這些不朽篇章獻予揚子江，心不由得也隨之變得更加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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