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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印尼的領導人來說，這是他們等待已久的時刻。蘇加諾、哈達及其同僚在日本統(tǒng)治期間就一直在做準備，利用諸如PETA（鄉(xiāng)土防衛(wèi)義勇軍）和BPUPKI（印尼獨立籌備調查委員會）等組織，培訓領導人才、起草憲法、動員青年。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這些準備工作終于可以派上用場。但過程并不平坦。當時，尤其是在年輕激進分子中，曾就是否應該立即宣布獨立，還是等待更有序的權力交接，展開了激烈爭論。最終，青年活動家的壓力迫使蘇加諾和哈達迅速采取行動。

1945年8月17日，在雅加達一棟簡樸的房屋里，人們高聲宣讀獨立宣言，印尼共和國由此誕生。

印尼的鄉(xiāng)土防衛(wèi)義勇軍

印尼歷史學家通常將這一時期描述為一個彰顯“主體性”的非凡時刻。日本的崩潰提供了一個契機，但真正將這個契機轉化為主權宣言的，是印尼領導人的準備就緒和青年群體的激情投入。日本的角色常被描述為具有矛盾性：他們雖非有意，卻在客觀上為印尼人走向建國做了準備；但同時，他們也是壓迫性的占領者，正是他們的失敗，才讓獨立成為可能。而荷蘭一方，則認為這份獨立宣言是非法的，但當他們試圖重返印尼時，民族獨立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局面再難挽回。

在印尼的集體記憶中，1945年是勇氣與主動精神的象征，是印尼人主動掌握自己命運，而不是被動等待世界大國來替他們做決定的時刻。日本投降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個導火索。隨后發(fā)生的一切，完全是印尼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一場革命、一場捍衛(wèi)主權的戰(zhàn)斗，以及該地區(qū)歷史新篇章的開端。

無論荷蘭還是日本，外國人的統(tǒng)治都是不可容忍的

觀察者網(wǎng)：日本占領與荷蘭殖民在印尼有何不同？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了印尼戰(zhàn)后對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

希爾瑪·法里德：在日本占領與荷蘭殖民之間，印尼人有著截然不同的記憶，這并不是因為前者比后者仁慈，而是因為它們的統(tǒng)治方式與帶給民眾的體驗完全不同。

荷蘭的統(tǒng)治延續(xù)了三個世紀，其特點是漸進式的滲透、官僚體系以及一層薄薄的法律外衣。荷蘭的治理方式帶有家長式作風，而且極具排他性，將印尼人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同時構建了一個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對大多數(shù)印尼人來說，殖民統(tǒng)治意味著日復一日的現(xiàn)實：納稅、種植園勞動、早期階段的強制勞役，以及一種始終被排除在現(xiàn)代文明之外的壓抑感。

相比之下，日本在1942年的到來是突然且暴力的。他們的統(tǒng)治只持續(xù)了三年半，但卻極為強烈且具有變革性。其殘暴性顯而易見：強制勞役（romusha）、征糧導致饑荒、士兵的任意暴力，以及將女性作為性奴隸使用。在日本占領下，村莊里彌漫著恐懼與匱乏。然而，在殘酷之外，日本也打開了荷蘭長期以來拒絕給予的政治空間。他們推廣印尼語，成立了PETA等組織，通過準軍事和民間團體動員青年，還允許民族主義領袖更公開地談論獨立。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因為需要印尼人支持其戰(zhàn)爭努力。即便如此，這些機會還是讓印尼人獲得了組織、治理和軍事訓練等方面的經驗，而這些技能在1945年后變得至關重要。

這些截然不同的歷史遺產，塑造了戰(zhàn)后人們對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荷蘭被視為一個試圖開歷史倒車的舊殖民強國，與當時全球正在興起的去殖民化潮流格格不入。而日本，雖然因其帶來的苦難而被銘記為痛苦的象征，但其迅速崩潰以及留下的制度結構，也讓印尼人相信：帝國是可以垮臺的，獨立是可以實現(xiàn)的。從某種奇怪的角度看，荷蘭代表著與過去的延續(xù)，而日本占領，盡管殘酷，卻象征著斷裂與另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戰(zhàn)后印尼人如此堅決地不愿接受荷蘭的回歸。經歷過這兩種形式的帝國主義后，他們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像荷蘭那樣緩慢而官僚化的統(tǒng)治，還是像日本那樣快速而軍事化的控制，外國人的統(tǒng)治終究都是不可容忍的。獨立不再只是一個夢想，而是唯一的出路。

亞洲的現(xiàn)代命運，不應由外部帝國決定

觀察者網(wǎng)：二戰(zhàn)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非人道暴行，以及中國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zhàn)爭，如何影響了現(xiàn)代印尼對東亞的外交政策與公眾認知？

希爾瑪·法里德：日本在戰(zhàn)爭期間的殘暴占領，以及中國人民長期抗戰(zhàn)的記憶，都在印尼人如何看待東亞的問題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盡管這些影響并不總會在政策辯論中被明確提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殘酷，讓印尼人對那些打著解放旗號、卻以支配手段行事的大國，始終保持著警惕。

這種警惕心理也延續(xù)到了印尼早期的外交政策中，像蘇加諾和哈達這樣的領導人，不僅追求脫離荷蘭的獨立，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外部控制。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印尼奉行“不結盟”政策：在接連經歷了兩個帝國的統(tǒng)治后，印尼人對落入第三個大國的勢力范圍心存戒備。

與此同時，中國的抗戰(zhàn)則提供了另一種啟示。盡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印尼人對日本的看法，和中國并不一致，但中國堅持十四年抗擊侵略的事實，傳遞出一個強有力的信號：亞洲國家有能力戰(zhàn)斗，也有能力堅持下去。在印尼共和國成立初期，這種精神促進了與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反帝斗爭的共鳴，后來也體現(xiàn)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共同抵抗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記憶，為印尼在國際上呼吁和平、共處與正義，提供了道德基礎。

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今天，印尼公眾對東亞的看法，依然帶有這些歷史記憶的回響。對日本的看法是矛盾與務實并存的：一方面，日本被視為殘酷的占領者；另一方面，也被珍視為發(fā)展和科技領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對中國，印尼人則將其視為一個古老的文化鄰邦，也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當代大國。中國當年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雖然在印尼主流記憶中并不突出，但主要在華裔印尼人社群中仍有傳承，偶爾也會作為亞洲堅韌不拔敘事的一部分被提及。

簡而言之，戰(zhàn)爭暴行與抵抗的歷史遺產，仍在塑造著印尼的定位，它們促使印尼對支配保持警惕，對反殖民斗爭抱有同情，也更傾向于在外交關系中尋求平衡。其中最清晰的一條教訓是：亞洲的現(xiàn)代命運，不應由外部帝國決定，而應由亞洲各國人民自己的主體性來書寫。

和平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通過團結與警醒共同締造的

觀察者網(wǎng)：中國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并舉行了閱兵儀式。這展現(xiàn)了中國反對侵略、捍衛(wèi)和平的堅定立場，這是中國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一直踐行的核心價值。在這個時刻，您想對中國的讀者說些什么？作為一名印尼歷史學者，您認為當代亞洲應從二戰(zhàn)歷史中汲取哪些教訓？

希爾瑪·法里德：如果我有機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之際，直接對中國的讀者說幾句話，我會首先表達敬意。在那場戰(zhàn)爭中，中國承擔了巨大的犧牲，堅持奮戰(zhàn)了整整十四年，承受了日本軍隊的大部分壓力，并向世界證明，亞洲國家有決心，愿意以生命為代價來抵抗外來侵略。這段歷史，不僅值得作為中國民族的奮斗被銘記，也應作為亞洲共同生存與復興故事的一部分被傳頌。

對印尼人來說，戰(zhàn)爭的結束為獨立打開了大門。我們于1945年8月17日發(fā)表獨立宣言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日本帝國在全球抵抗的壓力下崩塌，而中國正是這抵抗中的關鍵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尼與中國的經歷是緊密相連的：我們都從戰(zhàn)爭中走出，邁向一個決心擺脫殖民統(tǒng)治、自主決定命運的新世界。

今天，亞洲的教訓在于：我們的力量在于團結，也在于記憶。侵略與支配對我們而言，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切身的經歷，是我們祖輩與父輩身負的傷痕。如果我們忘記這些，就有重蹈覆轍的風險。但如果我們誠實地記住它們，這些記憶就能成為和平的基石——這種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懼或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拒絕被奴役的國家尊嚴之上。

在當今世界動蕩不安、新的對抗與沖突可能將我們割裂的當下，二戰(zhàn)的記憶提醒我們，亞洲為戰(zhàn)爭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未來的希望，不在于重復支配的循環(huán)，而在于建立一個重視合作、正義與相互尊重的區(qū)域秩序。這正是1955年萬隆會議的精神，也是亞洲今天仍能向世界傳遞的信息。

所以，我的話很簡單：記住那些犧牲，緬懷那些受害者，抵制對歷史的歪曲，傳承這樣一個信念——和平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通過團結與警醒共同締造的。在我看來，這正是戰(zhàn)爭那一代人留給我們這些生在和平年代之人的最寶貴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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