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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信改革發(fā)展研究基金會策劃了中國道路系列叢書的出版工作，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夠在學術界產生更大的影響。現(xiàn)在我們正在積極與境外出版社合作推動《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的外譯工作，嘗試通過境內外出版社的合作來推動中國學派、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更大影響。

目前，本書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發(fā)行，英文版翻譯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我們也非常希望有關主流媒體加強與中信方面的合作，將真正反映中國學術與中國社會主流、代表著中國未來的成果和思想傳播出去。

▲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發(fā)言 圖源見水印

《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這本書是我們長期跟蹤研究的成果。正確的思想并不是一天之中形成的，而是需要經過長期思考、長期研究，這能夠使我們的研究更具繼承性，對此我們在本書后記中已有詳細說明。實際上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們就形成了題為《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的國情報告報送中央領導同志，受到高度重視，引起較大反響。

后來這份報告經過豐富和補充之后于201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2014年初本書再版，補充了關于十八大上領導人新老交替及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國內調研和出訪的研究；同年又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正式出版英文版，2016年底又推出了韓文版。正是這本《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為這次我們進一步撰寫和出版《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奠定了重要基礎。

我還想說明的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習近平同志開啟的是一個“強黨時代”而非簡單的“強人時代”。近年來西方包括國內學術界一些人認為習近平開啟了一個“強人時代”。但我們這本《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強調的是，習近平開啟了一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全面提升黨的執(zhí)政能力、全面打造一個更加堅強有力的執(zhí)政黨的時代，我們稱之為“強黨時代”。

“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最具挑戰(zhàn)性的是全面從嚴治黨，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力度是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這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約束精神，體現(xiàn)了習近平同志的堅定決心。中國共產黨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國發(fā)展的奇跡，也創(chuàng)造了建設強有力執(zhí)政黨的奇跡?？墒俏鞣角∏]有看到這一點，還是習慣性地拿著集權、威權等標簽化的概念說事。

十八大以來，已經形成的中國集體領導體制又實現(xiàn)了進一步的升級。這不僅體現(xiàn)在習近平同志成為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還體現(xiàn)在黨內正式會議制度的運行強度之高，包括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央深改組會議等，會議決策十分密集。這些會議制度是源于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的，但今天它所發(fā)揮的作用以及發(fā)揮作用的方式，都超過了早前的時代。因此中國的學者有義務對中國的創(chuàng)新進行理性客觀專業(yè)化的總結，并及時介紹給世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這就是中國學者的缺位。

什么叫中國學派？就是要在第一時間、第一課堂、第一信息渠道總結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也還將在這本《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的基礎上繼續(xù)拓展我們的研究。

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國際交流確實在不斷增強我對中國的自信?，F(xiàn)在西方需要重新認識中國的體制，再像過去那樣大貼“集權”、“威權”的狗皮膏藥已經不靈了。2010年我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有關專家討論中國醫(yī)改時他就說，奧巴馬（當時還是總統(tǒng)）想給普通民眾做事，但我們（美國）的制度讓他做不成；胡錦濤主席想為中國人民做事情，你們（中國）的制度就可以支持他做成。

當時是2010年，中美兩個世界大國都在進行大規(guī)模的醫(yī)保改革。今天來看，美國還在“翻燒餅”，中國已經建成了全世界覆蓋最廣泛、規(guī)模最大的醫(yī)保體系，老百姓從中受益。這個案例，應當能夠激發(fā)我們增強學術自覺、樹立學術自信。

我認為，學術有“三自”：從學術自覺到學術自信，進而到學術自強。孔丹同志提出開創(chuàng)中國學派，就特別需要這種自覺、自信和自強。我們在這些年的研究中，也是這樣一以貫之地做下來。受季紅同志的支持，我們在本書119頁之后以附表形式列出了研究中經過整理統(tǒng)計的若干信息，我們稱之為“公共知識”，希望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外國人來引用我們的研究成果，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我們在書中還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比較優(yōu)勢做了總結。我們用了對比的方法，中國是怎么做的？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又是怎么做的？西方觀察中國、向中國取經，客觀上對學者歸納和總結中國制度提出了要求。當然，我們已經總結出的方面更多地屬于經驗層面，我們在后續(xù)的研究中還會進一步理論化，進一步提升其學術性，因此這項研究還會持續(xù)下去。學術研究的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創(chuàng)新——再實踐、再認識、再創(chuàng)新”的往復循環(huán)。我之所以在毛澤東提出的“從實踐到認識”的兩步劃分基礎上又加“創(chuàng)新”這個關鍵詞，是為了強調我們在創(chuàng)新中既要突破他人，更重要的是突破我們自己。

（2017年10月12日下午，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和中信改革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新發(fā)展專題研討會暨《創(chuàng)新中國集體領導體制》新書交流會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舉行，叢書作者胡鞍鋼在會上作了發(fā)言。

胡鞍鋼對2017年4月自己作為講座主講嘉賓參加“中信大講堂”活動的有關情況作了簡要回顧，并就如何認識中國、開展中國研究談了思考和體會，其他與會專家學者也圍繞本書內容及會議主題介紹了有關思考和研究成果。

本文為胡鞍鋼在會上的發(fā)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