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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大組閣“兩難”，國家發(fā)展頑疾依舊

正是界限分明的傳統(tǒng)政黨生態(tài)，加上本次大選形成的“懸浮議會”局面，決定了新政府的產生絕非易事。按照南非憲法，選后各黨派議員最晚要在兩周內選出新任總統(tǒng)，拉馬福薩能否順利連任、聯(lián)合政府能否按時組建，這兩周內必將見證一番激烈的博弈。

包括英國BBC在內的國際媒體都指出，非國大（其實也包括其它主要政黨）陷入了組建政府的“兩難困境”。而這種困境的背后，根源仍在于南非轉型發(fā)展30年來難以克服的頑疾，以及國家未來發(fā)展方向的難題。

就聯(lián)合組閣而言，非國大與民主聯(lián)盟作為議會前兩大政黨攜手是一個選項，且二者都沒有排除與對方合作的可能。如果成功，便意味著拉馬福薩不必看祖馬和“民族之矛”的臉色，民主聯(lián)盟也可以阻止其最不愿看到的結果出現(xiàn)，即“非國大+‘民族之矛’”或“非國大+經濟自由斗士黨”的激進左翼聯(lián)合政府。

不過此舉難度巨大且具有風險：民主聯(lián)盟不贊成非國大的黑人經濟振興政策（BEE），始終反對無償沒收土地的激進改革方案，目前正在極力反對非國大政府力推、政府買單的《國民健康保險法案》（NHI）；反過來，如果非國大與處處跟自己作對的民主聯(lián)盟合作，則免不了遭受其它黑人政黨和黑人選民的抨擊。

例如，經濟自由斗士黨主席馬萊馬已經警告非國大，不要組建“強化白人至上”的政府、淪為“白人帝國主義議程的傀儡”。非國大全國主席、南非礦產資源和能源部長格韋德·曼塔謝更進一步表示，黑人經濟振興政策是不可談判或退讓的底線。

但如果非國大選擇與曾經的“黨內同志”再攜手——跟“民族之矛”和（或）經濟自由斗士黨合作，難度與阻礙同樣不小。祖馬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他愿意畢生忠于非國大，也樂見“民族之矛”與非國大合作，但條件是拉馬福薩必須下臺。對此，非國大在選后已經放話，拉馬福薩不會辭職。

當?shù)貢r間2024年3月27日，南非德班，南非前總統(tǒng)祖馬在高等法院外向支持者發(fā)表講話。（來源：Rogan Ward/澎湃影像）

除了個人恩怨與政治斗爭，非國大與這兩黨最主要的矛盾在于南非憲法的存廢問題。非國大和拉馬福薩支持1994年制定的南非新憲法，反對修憲，強調任何聯(lián)合政府協(xié)議都不能背離現(xiàn)行憲法的框架。然而“民族之矛”認為目前的憲法是當年各方妥協(xié)的產物，只有徹底推倒重來，才能建立“沒有約束的議會民主制”。

經濟自由斗士黨則認為憲法條文在法律上阻礙了其無償沒收白人土地的政策實施，要求予以修改。該黨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這一土改政策是其“極為重要的原則”，是加入非國大聯(lián)合政府的必要條件。

略為諷刺的是，民主聯(lián)盟在政策上與非國大處處對立，可二者對國家根本大法倒是具有共識：堅決維護南非現(xiàn)行憲法，既不能廢除、也不能修改。選擇民主聯(lián)盟，意味著得罪相當數(shù)量的黑人群體；選擇“民族之矛”或經濟自由斗士黨，意味著憲法難保，甚至危及拉馬福薩的個人權位。非國大的處境和選擇是名副其實的“兩難”。

對于南非人來說，各政黨互不相讓的議題都不新鮮。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南非告別種族隔離、白人統(tǒng)治30年來始終沒有解決的歷史遺留和發(fā)展問題，阻礙著南非社會各群體跨越分歧、走向團結，導致新生的南非在發(fā)展的道路上磕磕絆絆。

當初曼德拉領導的非國大組建民族團結政府、制定新憲法、推出一系列社會經濟變革政策，目的在于避免流血沖突和國際孤立，建立族群平等、和解包容、社會公平、和平穩(wěn)定、發(fā)展進步、實現(xiàn)民主與繁榮、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新南非。為此南非的憲政制度與后續(xù)政策既要保證黑人權益、恢復社會公平，又要照顧白人的既有經濟利益，避免國家再度陷入對立與分裂。

多方兼顧的同義詞是不乏妥協(xié)，而且很多時候會“兩頭不討好”，各黨派針鋒相對的土地改革問題便是典型體現(xiàn)。南非憲法第25條規(guī)定，不得隨意剝奪私有財產，沒收財產（包括土地）只能服務于公共目的，而且要予以賠償。由于憲法的約束，南非沒有重蹈鄰國津巴布韋“打土豪、分田地”的覆轍，但也導致土地改革、社會財富再分配進程緩慢。

目前南非白人仍占有全國72%的私人農地，引發(fā)了廣大黑人群體和政黨的不滿，騷擾和暴力攻擊時有發(fā)生。激進的黑人政黨認為憲法第25條阻礙了社會公平的實現(xiàn)，必須修正，將無償沒收白人土地合法化；非國大擔心修改憲法會導致國家基石不穩(wěn)、引發(fā)更嚴重的動蕩，但也認為土地問題必須加以處理。

民主聯(lián)盟同樣反對修改憲法，但對如何貫徹憲法有著不同于非國大的理解，認為必須按照其字面規(guī)定實施土地改革，不能在憲法框架外另行采取措施。按照民主聯(lián)盟的理論，如果非國大與激進的黑人左翼政黨“合流”，南非將“暗無天日”，淪為“下一個津巴布韋或者委內瑞拉”。

考慮到修改憲法需要議會三分之二多數(shù)同意票，而非國大、“民族之矛”、經濟自由斗士黨的議席加起來距此還差三席，因此土地改革問題顯得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是懸在南非社會頭上的潛在風險。

除了土地改革，轉型的陣痛幾乎持續(xù)存在于南非社會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多數(shù)決”的民主與保護少數(shù)族群的權利如何平衡，從而避免族群對立、社會撕裂；

黑人經濟振興政策是否造成了對其他族群的“逆向歧視”，如何保證全國各族群的弱勢群體都得到經濟支持；

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關系如何處理，才能既實現(xiàn)發(fā)展與效率、又保障公平和民生福利，并在潛在的全球性風險中提高南非經濟的韌性；

新的單一制國家體制與（少數(shù)族群支持的）傳統(tǒng)聯(lián)邦制的特征并存，其對行政和治理效率的影響能否消解，如何通過制度建設維護、促進國家整合與團結；

傳統(tǒng)民眾對現(xiàn)代政黨的信任度低，高度分化、極不成熟的公民社會尚不能與國家良性互動，導致政府施政與民間需求存在顯著脫鉤；

國家機器和公共行政部門仍未發(fā)育成熟，腐敗、裙帶關系、政治任命等因素阻礙國家職能有效發(fā)揮，連國家電力公司Eskom的運營能力不足都能導致南非陷入全國性的缺電危機……

必須要指出的，南非當年邁出民主轉型的步伐是絕對必要的，否則強行維系白人少數(shù)統(tǒng)治，只會讓南非在“種族內戰(zhàn)”和國際制裁的重創(chuàng)下走向崩潰。更不用說南非轉型以來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連南非最后一位白人總統(tǒng)德克勒克也多次強調“新南非的積極面遠大于消極面”。

只是曼德拉、德克勒克們已經完成了開啟南非國家轉型的歷史使命，而如今的南非政治領導人則要承擔起這一時期的重任——切實處理久拖不決的轉型遺留頑疾與發(fā)展難題。這次大選催生的新政黨格局或許有其正面作用，能促使各政黨放下任性、坐下來尋求底線共識，為南非民眾的共同利益探索出合適的治理與發(fā)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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