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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競爭的核心是什么？如果中國不夠強大，還能引起美國的注意嗎？美國霸權是如何在全球實施“顏色革命”，以建立忠于自己的傀儡政權？在這種霸權思想下，世界秩序還有可能走向和平嗎？

7月21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lián)合國前高級顧問杰弗里·薩克斯來到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參加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主持、聯(lián)合底浪文化共同發(fā)起的對話。薩克斯教授以《以色列-伊朗沖突及其全球影響》為題做主題演講，并將話題拓展到了更廣義的地緣政治領域。

以下為薩克斯教授近2個小時主題演講全文，觀察者網(wǎng)翻譯，未經(jīng)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杰弗里·薩克斯：

非常感謝您的熱情歡迎與邀請。也感謝在座的各位，給我這個機會和大家共度幾個小時，聊聊當今世界局勢。的確，雖然今天的主題是關于以色列和伊朗，也就是中東危機，但我還是想談得更寬泛一些，更一般性地談談地緣政治話題。

地緣政治，特別是大國之間的關系——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歐洲各國——正處于一個非常艱難且充滿風險的時期。我們深陷一場極其嚴重的危機，因為我們身處核時代。眾所周知，有九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也許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但得到公開承認的是九個。這九個國家中的大多數(shù)，至少與另一個有核國家在地緣政治或外交上存在沖突。而美國和俄羅斯更是在烏克蘭陷入公開沖突，因為這本質(zhì)上就是一場美俄之間的戰(zhàn)爭，一場極其危險的戰(zhàn)爭。因此，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深刻理解全球局勢，才能避免可怕的災難。

7月21日，杰弗里·薩克斯教授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與張維為教授對話 觀察者網(wǎng)

我經(jīng)常提到《原子科學家公報》的“末日鐘”。這是美國的一份刊物，創(chuàng)辦于1947年，也就是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之后。創(chuàng)辦者是那些自己也辦期刊的原子科學家。他們想告訴世界：這實在太危險了。核武器帶來的風險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其毀滅性的威力是史無前例的。于是他們設立了這座鐘，鐘表指針會指向離“午夜”（象征世界末日）更近或更遠的位置。鐘剛設立時，指針離午夜還有七分鐘。傳遞給世界的信息是：我們離毀滅很近了，就是因為這些新武器。

那是在1947年，當時只有美國擁有原子彈。當然，1949年蘇聯(lián)打破了這種壟斷，研制出了自己的原子彈。接著是1950和1960年代的英國、法國、中國。然后我們知道，以色列大約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盡管從未正式宣布）擁核，再之后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伴隨著地緣政治的演變，這座鐘的指針一直在來回擺動。

冷戰(zhàn)結束時的1991年，指針曾遠離午夜。蘇聯(lián)解體了，看起來威脅消失了，冷戰(zhàn)結束了。美中迎來良好的關系。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lián)，以及后來的葉利欽總統(tǒng)領導下的俄羅斯都說：我們只想要保持良好關系，我們要重建，我們想要體面的對外關系。于是科學家們把末日鐘的指針調(diào)到了離午夜還有17分鐘的位置。

然而，自那以后的每一屆美國總統(tǒng)任期都目睹了末日鐘指針向午夜逼近。我不認為這是偶然。我認為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犯下的錯誤導致的。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安全的國家——我們不用擔心外敵入侵，畢竟，我們并不擔心加拿大或墨西哥入侵（雖然1846年美國跟墨西哥打過一仗，但他們輸了），所以這不是什么大威脅。我們還有兩大洋保護，美國本該非常從容。美國在安全上面臨的唯一威脅就是爆發(fā)核戰(zhàn)爭的可能性，而這本應不難避免——你只需與其他核大國合作就行。

但正如我所說，指針從離午夜17分鐘開始調(diào)整，克林頓上臺，指針移近了；小布什上臺，指針移近了；奧巴馬上臺，指針移近了；特朗普上臺，指針移近了；拜登上臺，指針又移近了?，F(xiàn)在，指針離午夜只有89秒了。從17分半鐘，到只剩下不到一分半鐘。這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每一屆政府都在把指針撥向午夜？

當然，存在許多種解釋，但我的解讀聚焦于美國，更寬泛地說，是整個西方世界——我指的是美國、歐盟、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我把它們算在一起，因為它們也算英國的旁支）。在我看來，問題在于我的國家的政治領導層對全球現(xiàn)實存在嚴重的誤解，這種誤解已持續(xù)了三十多年。

2025年1月28日，哥倫比亞前總統(tǒng)桑托斯（左）、普林斯頓大學機械與航天工程系榮休教授羅伯特·索科洛展示“末日鐘”最新狀態(tài)

張教授，您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14年前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我剛剛才有機會拜讀。正如您告訴我的，您是對的，您辯贏了。但福山教授早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是：西方已經(jīng)勝利，歷史終結了。而我對現(xiàn)實的基本理解則不同。

我認為，冷戰(zhàn)的結束意味著，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取得了勝利——我們有機會擺脫核戰(zhàn)爭和對抗，有機會在全球各地實現(xiàn)快速的經(jīng)濟發(fā)展。而中國引領并展現(xiàn)了這一點。從1980年到2020年這四十年間，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jīng)歷了世界歷史上最快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這展示了當今世界的可能性——憑借技術、教育與基礎設施的發(fā)展，我們能取得多么巨大的進步。

順便說一句，我是親眼見證這一切的，因為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1年。那時的中國并不富裕。1981年的中國還很貧窮，這是過去一百五十年歷史的結果。在我職業(yè)生涯的這四十年里，中國經(jīng)歷了迅猛的發(fā)展。我認為，這是世界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實現(xiàn)的。因此，盡管我要為中國取得的發(fā)展成就盡心鼓掌，并深知其植根于中國深厚的歷史與文明土壤中，但我堅信這是在世界所有地區(qū)都能實現(xiàn)的。也許速度不同，也許不能都像中國這樣成功，但我不會輕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非洲、南亞、中亞或拉丁美洲。

我認為，我們都能和平共處，共同繁榮，讓貧窮國家實現(xiàn)快速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潛在現(xiàn)實。但顯然，這還不是我們世界的實際現(xiàn)實。所以，我們需要理解世界可能成為的樣子，然后努力去實現(xiàn)那個世界。

不幸的是，這并非1991年底福山教授宣布“歷史終結”時美國的想法。當時美國的想法是：西方將從此領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內(nèi)部的美國將領導世界向前進。至于其他地區(qū)是否發(fā)展，美國興趣不大。即使它們要發(fā)展，也必須在美國的庇護下進行。換句話說，冷戰(zhàn)結束時重要的是全球主導地位，而非合作或和平。我認為，這正是為什么世界在過去35年里持續(xù)陷入危險，且變得越來越危險。

所以，我的理解是，我們存在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于：西方主導了世界經(jīng)濟和政治、金融領域大約250年，大致從1750年到2000年左右。在此期間，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tài)將這種主導地位解釋為世界上固有的、理所當然的特征。它用多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種主導地位，有些非常極端，有些稍微溫和一些，比如種族優(yōu)越論、社會優(yōu)越論、文化優(yōu)越論、宗教優(yōu)越論（畢竟西方是一個基督教世界）。

無論信奉哪種理論——基因優(yōu)越論也好，生物優(yōu)越論也罷——這種觀念都深深植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道德、敘事、信仰、制度和政治之中。而其中有兩個國家主導得最為徹底。當今世界的大多數(shù)問題，追根溯源都跟它們有關。

其一便是英國。中國與英國有著一段相當不同尋常的打交道經(jīng)歷，從1793年一直延續(xù)到大約二戰(zhàn)結束。另一個就是美國，英國在西方世界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中的繼任者。

英國無疑享受著權力帶來的傲慢。他們將這種傲慢用在中國、印度、俄羅斯以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因為他們當時相信英國是那個“日不落帝國”。這就是所謂的“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時代——雖然并不那么和平，但確實是英國主導的時代。19世紀實質(zhì)上是由英國主導定義的。